赵丽宏：有一个中国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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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立宏：有一位中国音乐家

他的手终于在空中高高地挥了挥，歌声突然消失了。一度被优美而亲切的歌声所激发的空间沉默了片刻，并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个掌声不仅献给歌手，也献给他-正是他用魔术指挥家的手以悠闲而优美的方式画出了热情的歌声。唱歌陶醉了无数热爱音乐的心...但是他什么也听不到！他听不见歌声，掌声和欢呼声。他的耳朵里一片寂静。在他那皱着皱纹的黑脸上只有汗珠闪闪发亮，两道闪亮的泪水在他的眼中闪过……是的，这些对他就像他的生命。重要的耳朵，音乐家的耳朵，在他中间突然失去了听力。进行合唱！他站在领奖台上，面对将近一百人的大型合唱团，球员们也为他鼓掌。他听不到他的声音，但他在微笑。这件事发生了好几次，但他本人不记得了。每次雷声刺耳的耳膜，然后是一种死寂，只有看到歌手们按照他的手势，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嘴……这时，这首歌的旋律从他的心中升起。 ，它在人体的每个血管中运行并循环，并作用于那些强壮而灵巧的手上，变成一个又一个连续的运动。

指挥没有中断，唱歌也没有中断，音乐会也没有中断...他不是贝多芬，但是在贝多芬失聪之后，他体验了指挥乐队的感觉和心情。他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过……他慢慢地走下了领奖台。步履蹒跚，努力走到后台。他的耳朵里一片寂静。

有人在观众中大喊他的名字：

“杨红年！”

“杨红年！”

“再说一次，杨洪年！”

他又步履蹒跚地走出后台，脚步li行。这位年轻貌美的女记者从后台走上舞台，帮助他登上舞台的中央，再次登上了这座岛屿般的讲台。他站在小岛上，周围是掌声和欢呼声……好吧，再次举起手-只要心儿能唱歌，就算你听不到声音也没关系！

我要用优美的歌声来讲述他的故事，他是中央音乐学院著名指挥家杨洪年的副教授。这是一位中国音乐家和一位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故事。也许，这个故事中没有奇异的曲折和引人入胜的情节，但我仍然忍不住告诉你...在音乐会上，只有一对破碎的口琴...一个破碎的口琴，被一对紧紧抓住。瘦弱的年轻人的手，把它从粉刷过的学生装的口袋里拿出来。口琴的外壳早已失去了成亮的光彩，在斑驳的“ Cromi”下方露出了深黄色的铜色。两端的螺钉也已经丢失，但是它们用两条细铜线绑起来了……这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久的一天，在南京的女钢琴家鲍恩珠的客厅里，一场家庭音乐会即将结束，一群喜欢音乐的富裕孩子聚集在这里。刚才有人用小提琴为小夜曲舒曼（Serenade Schumann），有人用李斯特（Liszt）的“爱的梦”（Dream of Love）在钢琴上，还有闪闪发光的小号，结结巴巴地演奏爵士乐……在这个家庭音乐会上，他是最谦虚的角色。他像一只胆小的小鹿一样缩在客厅的角落里，不停地看着和听着，陶醉。也许由于他的衣服差，一些穿西装和皮鞋的年轻人时不时地丢下他轻蔑而可疑的眼睛：这个小叫乞gar的家伙怎么来了？

他是受中学同学的邀请，他的母亲是音乐会的主持人鲍恩珠。包恩柱是中央大学音乐系的钢琴老师。这位具有欧洲血统的基督徒希望她的孩子们可以从事她心爱的音乐事业，但孩子们不愿意。她举办家庭音乐会只是为了激发孩子们对音乐的兴趣。

“杨红年，你可以吹口琴。”

“吹，你没在聚会上获奖吗！”

坐在他旁边的几个同学大力敦促他。他从口袋里掏出可怜的破碎口琴，但有点不知所措。他感到年轻人拿着小提琴抚摸着小号，绅士们轻轻地用手指在工作人员上弹奏，而女士们却以低沉的心态低声说话，他们的眼睛都是奇怪的。他对这种愿景很熟悉……“别紧张，你可以吹牛。”

坐在钢琴前的包恩珠讲话。她深情地微笑着向他点头。他很敏感，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善良，但这只是一个善良的上级对一个软弱的人的同情……吹！他咬紧牙关，慢慢举起破碎的口琴......钢琴的声音响了起来，客厅里仍然有人在窃窃私语，很快就安静下来，只有破碎的口琴的声音漂浮在人们的头顶上。 。口琴折断的声音当然不让人耳目一新，有些音符不太准确，但是他使用熟练的演奏技巧来产生美妙的音乐。这是这个客厅以前从未听过的音乐，这是一首带有浓浓江南风味的现场歌，朴实，古老，朴素而抒情。就像从远方吹来的一股新鲜的风...他用力地吹着，脸颊因运气而沉陷，外表确实不优雅，但没人再轻蔑地看着他。在这个客厅里，最权威的是毕竟音乐，仅此而已。残破的口琴飘出的旋律陶醉了热爱音乐的年轻人。

他自己被钢琴的声音陶醉。他无法说出他演奏的曲调的名字。这首歌的旋律是他听到的一半，即兴演奏的一半。他喜欢凭自己的想象力演奏。他觉得这种打击可以表达他的感受。这种和and可亲的旋律常常使他回到痛苦的童年……在童年时代，他梦见了音乐家！他于1934年出生在一个黎族农民家庭。在战争年代，他的家人从广西移居到江苏六合。熊熊的烈火，烟雾，饥饿和寒冷总是伴随着他的童年。小时候，他经常在用稻草做成的笼子里饿着哭。母亲不得不卷起丝绸，同时做些小笔记以抚慰她饥饿的儿子。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当他听到母亲唱歌时，儿子就停止了哭泣，他的小眼睛睁大了，流下了眼泪，然后他梦见了母亲。

他只是个明智的人，所以他不得不提着一个竹basket来帮助家人挖野菜。母亲发现孩子的手脚确实不舒服。其他孩子挖了一个装满野菜的大篮子回家，但他经常只挖一个小半篮。他的母亲问他，但他总是无法回答。最后，几个朋友告诉他的母亲：“你的红年，你在田里惊呆了！”是的，他在田里惊呆了，因为有人在稻田里唱歌。这是种水稻的农民，他们在艰辛的生活中取乐，唱着当地独特的优美的田野歌。一个人唱歌，每个人都融洽。歌声传得很远。

他对生动活泼的歌曲深深着迷……任何一首歌曲，只要听过一两次，就可以准确地写下来。

几年后，他们将家人搬到了南京。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的祖母，姐姐，弟弟和妹妹死于疾病和饥饿。在邮局工作的父亲为他的孩子感到ham愧，最后咬了咬牙，从微薄的工资中扣除了学费，送他去了小学，但他再也无法支付书本了。

他的大部分教科书都是用毛笔在废报纸上逐字抄写然后装订的。在他小学毕业之前，他的家人将无法再在学校供养他。但是他通过自学进入了中学，并获得了优异成绩的奖学金。中学的大多数同学都是来自富裕家庭的衣冠楚楚的孩子。尽管他的学术表现出色，但还是受到一些老师和学生的歧视。他最喜欢音乐课，但音乐老师不喜欢他。上过音乐课后，音乐老师叫他练习视唱。他几乎不读乐谱，所以就唱了这首乐曲，知道自己准确地唱了这首乐谱，而且半音符也没错。

“是的。”音乐老师点点头，脸上露出狡猾的微笑。 “你知道，你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他吃了一惊，只能摇头。

音乐老师突然低下了脸，大声说：“你在唱歌吗？这是断竹的声音，是晚报卖出的叫喊声！音乐的神圣之门在这一生中不会为您打开！”

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他只是觉得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在被灼伤，眼泪滚滚。他真的很想放开声音，对音乐老师大喊：“你等一下！我要敲音乐门！你等一下！”

一个想做音乐的可怜男孩简直是个异想天开。他的声音不好，不可能成为歌手。他羡慕那些家里有钢琴和小提琴的富有同学，但他们不喜欢音乐。他只能在梦中想象按黑白键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一次，一个同学给他一个破旧的日本蝴蝶口琴，这使他成为了宝贝，无论如何，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乐器！但是口琴坏了，以致无法演奏了。没关系，他可以自己修复。经过一些翻新后，他能够用这种破碎的口琴演奏优美的歌曲。破碎的口琴已成为他的宝贝。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播放几段，在江南听过的歌，他学到的歌，以及他即兴创作的歌。

一次，学生音乐比赛在中学举行。主持人当然是音乐老师，他保持头脑清醒，戴着金眼镜。他拿了口琴，走上舞台。他内心深处呼吸着聂耳的《毕业歌》。口琴的破裂引起了观众的轰动。每个人都被他演奏的慷慨而激动人心的旋律所震撼。激动。那天，最热烈的掌声属于他。

此刻，在包恩珠的客厅里，一群英俊的音乐爱好者中，他再次演奏了破碎的口琴……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地注视着他。这是鲍恩珠，从她眼中出来的不是以前的同情，而是无法控制的兴奋和喜悦。一个口琴破旧的孩子演奏了如此优美而动人的音乐，那是纯粹的中国音乐。需要什么才能！

在她的儿子和其他经常来此客厅的年轻人中，她从未发现过这样的发现。

音乐会结束后，她离开了他。

“孩子，你想和我一起学习钢琴吗？”她叫他坐在钢琴前，客气地问。

他抬起头，困惑地看着她，眼睛里充满了困惑。

“如果你愿意，可以来我家，我会教你的。”

什么？这是真的？他不知所措地扭动了鹌鹑衣服的角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鲍恩柱笑着重复：“来吧，男孩，我每周给你上一堂课。在那半天里，这架钢琴是你的。”

他非常兴奋，甚至无法说一句话，但他不停地点头，大泪流满了蔬菜色的双颊。过了一会儿，他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两个字：“老师……”

这样，他用了一颗破碎的口琴，一颗热爱音乐的纯洁的心，轻轻地敲开了音乐之神的门。

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他总是准时到达鲍老师的房子，直立在钢琴前，扩大了他的想象力和对黑白键的渴望。包老师发现这个孩子确实具有音乐家的品格。他不仅聪明，聪明，而且可以快速理解老师的意图，欣赏音乐的内涵，善于将丰富的情感自然地融合到音乐中，而且他有两个极端。只需在音乐家的耳边进行几次培训，他就可以准确地识别各种“绝对音高”，甚至可以一次识别出复杂和谐的许多音阶。但是，练习钢琴半周太少了。他回家做了一个木制键盘。除了完成作业和帮助母亲拾起煤渣外，他还练习了无声“钢琴”上的指法和触摸键。 。学校里有一架钢琴。夜幕降临后，他越过墙壁潜入学校，爬上窗户跳进音乐教室。然后他紧紧地关上了门窗，靠窗外的一盏路灯微微地靠在钢琴上。练习...他真的很着迷。只要有机会接触音乐，他就永远不会放弃。他每周都去教堂，但他不去教堂，他只是听叹息之声。他还每周去一次由美国新闻机构（US Information Agency）举办的音乐咖啡馆，那里演奏爵士乐和古老音乐。斯瓦卡里（Swakari），巴赫（Bach），直到格什温（Gershwin），勋伯格（Schoenberg）……他的视野越来越宽。

包先生一次带他去听音乐会。那是一个大型的交响乐团，指挥是外国人。在这场音乐会上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指挥。他从心底敬佩指挥家：一个小指挥棒可以神奇地派遣一个庞大的乐队。雷声，海浪，机敏的鸟鸣声，streams的溪流和悠扬的田园歌声似乎都被它带动并爆发了……“老师，我想当指挥，好吗？”音乐会结束后，他突然问鲍老师。

包老师盯着她瘦小的学生，只是微笑着没有回答。

“我想当指挥。”他喃喃自语，目光shining强。

一位16岁的指挥家，面对着几十个人的歌声……他16岁，脸上带着一个年轻人的孩子气，但他确实踏上了领奖台。在他前面的是刚刚成立的南京广播合唱团。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他渴望成为指挥官的愿望成为现实。

1948年，人民革命的浪潮席卷了中国。

一天，在去学校的路上，他遇到了一群抗议饥饿和内战的学生。

一开始，他只是站在路边看着，突然有人在游行队伍中呼唤他的名字：“杨红年，加油！”

他看到自己是他尊敬的高中同学。他毫不犹豫地冲入游行队伍，在这股巨大的水流中变成了一滴水。军队和警察的马大队来了，水龙，俱乐部和马蹄铁在学生队伍中嘶嘶作响，舞动着，学生的青春鲜血洒在了路上……车队被冲走了，他和高中同学躲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胡同。当他们分手时，同学对他说：“你不喜欢音乐吗？今晚，参加中央大学的篝火晚会。你会听到一些新歌。”

篝火，熊熊燃烧。这是南京一些进步学生的秘密聚会。在大火中，他听到了崭新的歌曲，看到了崭新的世界。学生们唱了《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空是灿烂的天空》，《延安颂》，唱着《国际歌》……有一位女学生唱了一首叫做《哪里是哪里》的歌。那首歌，”清新活泼的旋律将他带入了充满活力的欢乐境界。他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仿佛是一个不同的人。他还放开嗓子唱歌，让嗓音流进洪流中……唱完这些歌，这位14岁的男孩成为了学生运动分子中的一名活跃学生。

他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踢出学校。他的姐姐要去解放区，他想怎么去。但是我姐姐以为他太年轻了，拒绝带他去。由于担心自己会被纠缠，他的姐姐悄悄地逃离了家乡，南京再也无法留下。他告别了父母和包老师，独自一人流浪到上海，并以同等学历被湖江大学录取。他感到那群人迷路了，变得非常孤独。

离开家人和亲戚，他可以忍受，离开音乐就受不了。他终日绝望。离学校不远，有一些有钱人。那里有一架钢琴。去那里，听墙上的钢琴声。这也是一种安慰。很快，钢琴演奏大师就发现了他，他踢了他的脚踢骂了他然后把他赶走了……从现在开始，他再也不想走这条路了。通过这里，绕道而行。

但是，弹奏钢琴的愿望无法消除。这种欲望像火一样燃烧他。终于有了一种独创性的方法，他很快学会了修理钢琴。结果，在上海的一些学校和有钢琴演奏的人中，经常有一个瘦弱的年轻人来家里修理钢琴。他不同于其他钢琴修理工。他的手脚整齐，调音速度非常快。但是，他要求的赔偿非常低。维修完成后，测试时间特别长。他熟练的指法和令人陶醉的钢琴声常常使钢琴所有者暗地感到惊讶：这位修理钢琴的小大师实际上具有音乐性！

他的顽强和好学的精神打动了上海市工业交响乐团负责音乐事务的老先生。老先生把他带到管弦乐队的排练厅，让他免费观看排练。他坐在角落里不说话，看着第一个小提琴手站起来，拍手使每个人安静，然后抬起弓，轻轻地抚摸着D弦和A弦，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竖琴，长笛，单簧管，低音管...所有乐器立即响起，整个大厅发出轻柔的声音，就像一大群人优雅地叹息着……当然，乐队对他最感兴趣。指挥到达时，他走到乐队的前面，举起小指挥棒……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更详细地了解乐队指挥的含义。他发现，根据指挥家对作品的理解和艺术修养，在不同指挥家的处理下，同一首音乐可以以不同的风格和特征演奏。在老先生的帮助下，他检查了乐队各种乐器的零件。事实证明，在排练过程中，每位指挥家都必须根据自己对音乐的诠释对各种乐器的演奏提出不同的相应要求。他真的想在领奖台上尝试一下...南京解放了！上海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他再次匆匆回到南京，重新拥抱了他。南京建立了第一个合唱团-南京广播合唱团。合唱团没有指挥。在包恩珠和其他认识他的人的推荐之后，这个16岁的男孩登上了领奖台！

当他第一次出现在数十位歌手面前时，每个人都有些困惑：这个小家伙会指引我们成人吗？他还好吗他站在讲台上，数十双惊讶的眼睛从上到下看着他。当他的眼睛落在他的脚上时，人群轻声地笑着，这个小小的指挥家，实际上我的脚上穿了两根不同的破皮鞋，一只黑色，另一只黄色。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接他们的。。。但是每个人都很快钦佩他，他的音乐素养和他的热情。指挥使他赢得了这一群成年歌手的尊重。新生活为他打开了光明的未来，他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每天，除了去合唱团进行彩排外，他还去离家不远的警察局工作。在警察局里有一个年轻的军队代表王吉库，比他大几岁。在解放南京的斗争中，王继旭是首批冲进总统府的战士。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年轻的军事代表还是痴迷的音乐爱好者。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了密友。很快，王继旭将随部队进军西南地区。他们分开时，两人都不愿离开。王继旭从背包中取出一袋东西，庄重地交给了他的手：“这是我解放南京时从国民党将领家中发现的一首乐曲。因为我喜欢音乐，所以违反纪律并暗中藏了起来。我很沮丧。把它藏起来没用，留给你留做纪念。”

在活页乐谱的标题页上，刻有很多单词：

“ ...我也梦想成为一名音乐家。革命和战争使我成为非自愿的选择，但我仍然会永远爱音乐！...我很羡慕您，您赶上了美好的时光...人民的音乐，已经逐渐成长，未来属于你！对于新中国的音乐事业，你必须努力，必须努力，并且不能半途而废！希望几年后，我能够出现在您的命令中作为听众。祝您成功！”

挥舞着他们的手，大声喊道“再见”，他们笑了，分手了。但是，这位年轻的军事代表从未回来，他在解放西南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烈士留下的活页乐谱和题词已成为他最珍贵的纪念品。这份纪念品将代表一颗晶莹剔透的心和一双真诚地期望他与他在一起的双眼。

一项崇高的要求被批准...

他将纸摊开在桌子上，并竖起一行：

“申请减薪报告”。

到了1956年底。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班的宿舍里，他正严肃认真地在办公桌上写这份申请报告。也许，在我们国家的亿万个应用报告中，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报告。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的心在两线之间跳动。1951年，他被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录取，并成为新中国最早的音乐学院学生之一。

鲍恩珠离开南京后，送他去。带领他踏上音乐之路的善良的女钢琴家的眼中浮现出泪水。她不能为她的学生做的事是在新社会中完成的！

在大学里，他以努力工作和简单生活着称。周日，其他一些同学回家，一些同学去看电影，去了公园，但他把自己关在了钢琴室。一天要吃一些steam头和一瓶开水。他在钢琴室练习，创作和分析作品。从清晨到深夜，他只学习了两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在学校工作。那年他19岁。他19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凭借顽强的毅力，他在几乎所有音乐领域都取得了进步。当然，他仍然沉迷于命令。 1955年，他被派往上海乐团，向东德指挥家希兹曼学习指挥。

Hizman是一位非常负盛名的指挥，他严谨，但也有所保留。当二十多岁的中国年轻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时，希兹曼用严肃的眼神看着他：他那瘦瘦的黑脸，凌乱的头发和起皱的衣服，没有太多的艺术性。但是，一旦上课，希兹曼的蓝眼睛就闪出了惊奇的光芒。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像农民的中国年轻人真的是很好的指挥官。不管有什么复杂的问题，他始终都知道。他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独特理解和处理使希兹曼感到惊讶和钦佩。这位骄傲的日耳曼音乐家放下架子，毫无保留地指导了这位聪明又好学的中国青年。

1956年，他作为北京艺术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来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音乐家自然会挑起重要的职业任务。曾任北京美术学院构图理论系主任。考虑到他的工作能力，当年对薪金进行评估时，他的薪水比同时工作的同事的薪水高出一个水平。

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为什么我的薪水比别人高一点？我还是共产党员！ -他很困惑。在支付工资之前，他找到了医院的负责人，并主动要求将工资降低一级。当他获得与同事相同的薪水时，他感到很自在。年底，该组织决定让他带薪学习，并再去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两年，在那里，苏联音乐家Arzamanov等外国专家进行了演讲。

他要去上海有偿学习的事实让他的母亲知道了，她的母亲感到非常惊讶：“您是否还需要为学习付费？

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好东西！洪年，共产党对你很友善，你不能不知道自己的良心！ ”

母亲的思想和儿子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他也为此担心。听到母亲的话，他立即向该组织发送了一份报告，要求他在两年学习期间不领取工资的情况下申请奖学金。

该报告散布在领导人的桌子上。这个年轻人的要求使每个人都很感动。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性格和新中国年轻人的思想。但是事情有点困难-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学习薪酬的人。如果他没有薪水，其他人会怎么做？结果，他的申请被有礼貌地拒绝了。

他坚持不懈。他为“一无所获”感到as愧。由于如果您没有薪水那是行不通的，您总是可以将薪水再降低几个级别，对吗？他再次将纸摊开在桌子上，并写了一份新的减薪申请。他激动地写道：

“ ...党和政府已经花了我很大的力气，将我从一个贫穷的孩子训练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音乐家，然后带薪学习。我真的感到不安。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共产党员，当然，应该为国家分担苦难。在我的学习期间，只要基本生活费用足够，我就不需要花很多钱。我恳请领导人们再多降低我的工资……”

他的崇高动机无可厚非，再次拒绝他会使纯洁的心灵陷入深深的困扰和焦虑。该组织最终批准了他的申请，并将其薪水降低了一级。

他现在才松了一口气。也许，在许多人的眼中，他的举止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他的动机很简单，很单纯，很纯粹，不是为了名利，也不是为了一些资本，简而言之，值得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心！

实际上，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两年中，他并不是“一无所获”。除了学习作曲理论并作为伙伴进行操练外，他还参加了兼职课程，为大学生提供有关外国音乐史和西欧音乐欣赏的课程。

1958年，他完成了深造，回到北京美术学院。由于学校没有专门的乐队和合唱团，因此他无法从事自己钟爱的专业，因此他毫无怨言地投入了音乐教学。

只要他能为中国音乐产业做出贡献，他就愿意做任何事情。他愿意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才能和知识传授给学生。他深知，要在新中国发展音乐，只有一两个音乐家无法工作，必须有成千上万的音乐家！

他觉得未来是光明的。

雪坡，雪坡，无法到达的雪坡...

他在白雪皑皑的山间艰难地行走。没有动人的音乐，没有乐队指挥，只有the叫的冷风和雪在天上飞舞。他的脚印在冰雪覆盖的山坡上绘制出扭曲的痕迹。他在雪地里发呆。在风中旋转的雪花似乎变成了无数问号，在他的眼前，在他周围以及在他的心中不断旋转……第一个问号何时出现？似乎刚刚从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回来了。那时，他只知道自己正在努力。除了指导学生合唱外，他还教授作曲，钢琴，和声，编排，音乐风格和作曲分析。在此之前和之后，他还教授了十几门课程。 ！没有人能否认他是一位知识渊博，敬业的好老师。但是，他隐约地发现周围经常有一些不友善的目光投向他，怀疑，警惕，警惕……他说不清楚，但还是有点奇怪。当他需要开始新一堂课时，一些领导者会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哈哈向他打招呼：``哈，年轻的老老师''，``嘿，年轻一代很棒''，“嘿，那些

这个是来做什么的？

　　也许是自己神经过敏吧？

不它不是。

但这种情况并非如此。

　　吃着白薯茎和白薯叶子，干着累人的活儿，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事业，没有忘记一个人民音乐家的责任。只要有空，他就伏在一盏摇曳不定的煤油灯下作曲，写音乐论文，读音乐理论着作……像每一个从不怀疑我们党的知识分子一样，面对这些不公平的批判和遭遇，他不止一次严厉地解剖过自己。他深信自己是犯了错误，但错在哪里呢？向党进攻的右倾分子？他把党看作比自己的母亲更神圣，更伟大，他出版发表的一百二十多首歌曲和许多钢琴、手风琴曲，每一曲创作中都倾注了他对党的赤诚的情感。1957年“反右”时，并没有谁批判他右倾呀！白专？的确，他被许多人称为“全才”、“能者”，一个人开十几门课，还翻译了斯克利波科夫的《德彪西的和声语言》、楚克尔曼的《李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和声表现手法》，并写了五十万字的《二部歌曲写作》和《我国专业创作中对近代和声手法的运用》、《我国微调式的和声问题》、《奏鸣曲式的引子与尾声——论奏鸣曲式的历史发展之一》等学术论文。但这是为了丰富中国的音乐事业，是为了教学，为了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实在不清楚自己究竟错在何处。

　　这年冬天来得特别早，10月刚过，天上就飘下了鹅毛大雪。山里的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二十几度。一天傍晚，管理员突然把他叫进猪棚里。只见一头老母猪躺在地上哼哼，也许是受冻后病倒了。管理员毫无表情地开口了：“交给你一个任务：

”

　　下山一趟，来回有几十里山路啊！但管理员的命令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冒着漫天飞雪，他咬着牙下山了。大雪早已覆盖了下山的路，四望皆白，他踉踉跄跄，一脚高一脚低地慢慢往下走。哦，雪坡，雪坡，走不到头的雪坡……突然，脚下踩了个空，他的身体一下子失去平衡，从陡峭的雪坡上骨碌骨碌地向下滚去……天旋地转，眩目的雪光中飞迸着金星……他的肢体在嶙峋的山石上猛烈地碰撞着，滚到山脚下时，人早已昏死过去……雪，依然在纷纷扬扬地飘，他的身体渐渐被雪花覆盖了。他静静地躺在雪地里，死神，就在他的身边徘徊……还好，天黑前有一个从山脚下经过的农民发现了他，推着小车把他送进了医院。虽然大难不死，但他的身上留下了不会消失的伤痕——脚再也不听使唤，腰也坏了……他的手中多了一件永久的纪念物——一根拐棍。

　　伤好后不久，他被调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一如既往，他又拼命干起来。然而那种深深地折磨着他的痛苦并没有消失，不信任的眼光，在新的环境中还是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他。他觉得自己仍然在那个危机四伏的雪坡上艰难地走着，冷冰冰的雪雾把周围的世界罩得严严实实。何时才能走完这漫长而又可怕的雪坡呢……“牛棚”里的雷声和雷声中的《指挥法》

　　一片震耳欲聋的雷声把他包围起来。雷声持续着，越来越响，越来越粗暴。这可怕的声音，像千万根钢针不断刺着他的耳膜。他无法避开这可怕的声音……这是疯狂的1966年，一夜之间，他便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了。

　　他的写得满满的二百余本笔记，全被造反的好汉们搜走了。二百余本笔记中，有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写的中外音乐作品欣赏分析，一共不下一千万字！二十余年的心血，在一片烈焰中化成了灰，化成了烟……他不断地被拉去批斗，罪名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洋奴诺夫斯基”、“漏网大右派”……怎么又成了“漏网大右派”？他心乱如麻，迷惘不解。

　　军宣队来了。戴着红领章，佩着红帽徽的解放军，当然应该和那些喜欢穿军装的冲冲杀杀的红卫兵不一样了！对解放军，他心怀着多么亲切的感情啊，他又想起了王基庠，那位年轻的军代表……他相信，军宣队一定会为他澄清一切的！想不到，他的境遇反而更差了。军宣队没有给他带来希望，和众多的“牛鬼蛇神”们一起，他被押送到天津郊区一个部队农场隔离起来。

　　这是一间幽暗的小屋，他整天被关在这里。门外有一个红卫兵昼夜看守——这红卫兵，还是他的学生呢。这下巴尖尖的学生，以前给他的印象不错，沉默寡言，学习很刻苦，似乎还有些腼腆，见到他总是恭恭敬敬地叫一声：“杨老师。”……可此刻，这腼腆的学生已经变成另外一个陌生人，整天板着脸，只是用粗声粗气的“喂”称呼他。

　　每天深夜12点，这红卫兵便推开门大喝一声：“喂，出来，跟我走！”这是审讯他的时间。

　　在“牛棚”的一间审讯室里，一群红卫兵团团围着他，读语录，拍桌子，打他几下也是家常便饭。红卫兵们七嘴八舌地喊着：“老实交代你的反党罪行！”“快坦白吧，我们有确凿证据！”确凿证据是什么呢？你们告诉我吧，我实在不知道！

　　——他无言以对，只是用求助的眼光看在一边站着的军宣队员。军宣队员冷冷地盯着他，一声不吭。

　　鉴于他的“不老实”，深夜审讯也就每天进行。一天，正审讯到一半，他的胃痛发作了，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沁出来，他紧捂住胃部痛得说不出话……“别想用病来耍赖，我会扎针！”看守他的尖下巴红卫兵变魔术似地拿出一根五六寸长的经针，三捻两捻，就把针扎进了他的胃部。剧痛暂时和缓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不说！好，把经针留在他的胃里，不要拔出来！”

　　“对，让他清醒清醒！”

　　“记住，这叫做‘留针’，是为了治你的反动毛病！”

　　红卫兵们乱哄哄地叫起来。尖下巴眨巴着眼睛，没有说话。

　　针刺在胃部，时间一长，引起了阵阵痉挛，而且越来越强烈，每呼吸一下，就带来一阵钻心的痛楚。他想把针拔出来，可手刚一动，就被按住了。周围是幸灾乐祸的笑容，是慢吞吞的吆喝：“只准老实坦白，不许乱说乱动！”可他能坦白什么呢？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抠出来，让这些失去了理智的青年人看看……一天深夜，他又被带迸了那间审讯室。今天，这里人特别多，二十几个红卫兵，清一色的绿军装。一进屋，他们就发出了最后通牒：

　　“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再不坦白，你会一辈子后悔！”

　　他已经被问得麻木了，依然像往日一样疲惫地摇着头。

　　“你到底坦白不坦白？”

　　“对不起，我没有什么可以坦白……”

　　他的话音刚落，只见一个红卫兵用指挥大合唱的动作夸张地挥了一下手，二十几个人便呼地拥上来把他团团围在中间。有人用绳子缚住了他的手。只见那些兴奋的面孔一张张凑近了他，一双双手各自捂住了耳朵。只留下他一双耳朵对着二十几张热烘烘的嘴。啊，他们又要玩什么新花样？……没等他反应过来，一片震耳欲聋的狂喊，便像惊雷一样炸响了。二十几个红卫兵，一起放开喉咙声嘶力竭地对着他的耳朵大叫：

　　“杨鸿年必须老实交代！”

　　“打倒杨鸿年！”

　　“杨鸿年不坦白就叫他灭亡！”

　　开始一刹那，他还能忍受，他还能在刺耳的狂喊中作闪电般的思索：哦，这些对着他的耳朵狂喊的嘴，这些唇上刚刚长出柔软的胡须的年轻的嘴，本来应该是在钢琴的伴奏下优美地唱歌的……很快，耳膜就痛得受不了了。二十个人分成两批轮流对他大喊……那巨大的声浪犹如万雷击顶，整个脑袋仿佛要被炸裂开来。啊，这是要他耳聋呀！这是要夺去他那最宝贵的音乐家的听力呀！他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喊，然而无法挣脱，他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天旋地转、天旋地转……耳畔的雷声在持续，在爆炸。他感到自己敏感而又脆弱的耳膜被炸裂了，裂成许许多多小碎片，在天旋地转的空间飞舞……终于，所有的声音都从耳畔消失，只有那一片军装的草绿色，只有那一张张不断翁动的嘴，依然缠绕着他，包围着他，只有刺入脑髓的剧痛，只有死一般的寂静……他完全聋了，聋了整整一个月！（一个月后，总算逐渐恢复了听力，可是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以后只要过分劳累，耳朵就会突然失聪！）“牛棚”的灯光通宵不灭。这灯光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怕他自杀，二是好让他晚上也能写交代。

　　他怎么会自杀呢！他要活着，为了他所热爱的音乐，他必须活下去！而且，他不愿苟活，即便身陷绝境，他也不愿无所事事地活着！

　　要写交代，当然得供给他纸和笔。好，写吧！每天深夜，当看守他的那尖下巴红卫兵走开了，他就伏在床上不停地写，不过不是写交代，而是写他早就酝酿着写的一本书《指挥法》。纸张不多，字必须写得越小越好。他几乎将眼睛贴近纸面，密密麻麻写下一行行蚁头般的小字。为了节省篇幅，他还发明了很多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简写代号……一天深夜，他正埋头写着，背后突然伸出一双手，猛地将一大摞稿纸抢了过去。

　　回头一看，是那个尖下巴红卫兵！他的“地下活动”，终于被发现了。完了，把稿子抢回来，绝无可能。他转过身去，面壁而坐，他不想看见那张失去理智的可恨而又可怜的脸。

　　“写什么？”尖下已红卫兵一边翻动着稿纸，一边厉声斥问。

　　“《指挥法》。”他平静地回答。

　　“写这个干吗？”尖下巴的口气依然咄咄逼人。

　　写这个干吗，这还用问吗！他倏地转过身来，对手捧稿纸的审问者大声喊道：

　　“写这个作教材，给你们用！”他只觉得浑身的血热腾腾地直往脑门上冲，刚恢复听力的耳膜一阵阵刺痛，他豁出去了。“你们是国家培养的音乐人才，难道就这样两手空空地离开学校？你们甘心，我不甘心！我不愿意违背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我不愿意放弃一个人民教师的责任！我不愿意让后人指着我们的背脊骂：瞧，他们培养了一群什么也不懂的废料！……”无法控制的愤怒和悲哀，滔滔不绝地从他的沉默己久的心中喷出来。讲完之后，他又转过脸去，再也不吭一声。

　　尖下巴却再也不说话了，只是呆呆地站在他身后，像一尊凝固了的雕像。

　　过了很久，他感到有一只颤抖的手攀上了他的肩头。回过头，他看到一双泪光莹莹的眼睛。尖下巴红卫兵满脸羞愧地低着头，把一叠抚平了的稿子放到了他的身边。

　　“杨……老师。”

　　一声轻轻的、羞怯的呼唤，在寂静的“牛棚”里幽幽地响起。哦，这一声“老师”的称呼，是他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美妙动人的音乐！这个曾经变了形的腼腆的学生，又像从前一样站在他的面前了。

　　这痛苦中欢乐的插曲啊，这迷惘中希望的火星！这使他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认识到真、善、美的力量。

　　一个中国音乐家的中国心

　　做一个中国音乐家真难啊！他想忘记一切个人的委屈和烦恼，忘记周围的喧嚣，让身心沉浸在他所热爱的事业中，可是不行，那些没有答案的问号，依然苦苦地折磨着他……由于他“拒不认罪”，在一次批斗会中，他被人按着脑袋站在台上，军宣队终于当众抛出了“材料”：

　　“杨鸿年的右倾反党，铁证俱在，他是无法抵赖的！他的档案上白纸黑字记载得清清楚楚：1956年至1957年间，经群众的要求，削减了他的工资！问题不是很明白吗？假如不是有右派言行，群众为什么要求削减他的工资？同志们，罪证如山啊！……”

天哪！

　　这就是我的罪证？——他猛一下挣脱了强迫他低头弯腰的手，昂起脑袋，睁大眼睛，他想放声大喊，却什么也喊不出口，只有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扑簌沿着瘦削的脸颊滚下来……一个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怕的误会！也许，这是一位不负责任的干部，在填写他的档案时，漫不经心或者别有用心地将“自愿要求”改成了“群众要求”，两字之差，结果有天壤之别。一个高尚的要求，竟然成了一口黑锅，无形地在他头上压了十几年！

　　做一个音乐家难，做一个正直的人也难啊！

　　他出了“牛棚”。中央音乐学院的老院长马可同志闻信赶来看他了。这位饱经风霜、并且已经身患绝症的老革命音乐家，用颤抖的手抚摸着他在“牛棚”中写成的《指挥法》，禁不住老泪纵横“为了我们中国有你这样的音乐家，走，我们喝一杯去！”马可硬拉着他来到“莫斯科餐厅”。两位音乐家面对面坐着，举起斟得满满的酒杯，却喝不下一口。

　　“这几年，有的人忙于闹事，有的人心灰意懒，有的人忙于玩，有的人生了几个孩子。而你，你啊……”马可深情地凝视着这位坚忍刚强、不屈不挠的后辈，欣慰地微笑了。这些日子，马可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人世，但他依然固执地要求工作。他为被破坏被耽搁的音乐事业心焦。现在，他觉得心里放宽了一些——中国的音乐事业前景还是光明的，因为，还有杨鸿年这样的音乐家。

　　“来，我敬你一杯！”马可颤颤巍巍地举起了酒杯。

　　“我也敬您一杯，愿您早日恢复健康！”

　　“来，干杯，愿恶梦早日过去，愿我们的事业早日兴旺起来！”

　　干杯，为了这个崇高的愿望干杯吧！

　　落实政策了。军宣队只是向他道了歉。工资本是他当年自愿要求削减的，当然谈不上补发；谁也没有给他戴过帽子，自然也就无所谓平反昭雪。于是，许多人对他多年受折磨的原因归结了一个字：傻！

　　傻？他并不这样认为。他从没有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后悔过，一个人民的音乐家，应该是胸襟宽阔的，就像一条奔流的江河，即便有险峰挡道，也不能停滞不前，应该不停地流，应该唱着歌浩浩荡荡地流，在险恶的山中冲出通向大海的峡谷……他从作曲系调到了指挥系，他又从事自己最热爱的工作了，他又站到了指挥台上。

　　指挥的艺术生命依附于乐队或合唱队，没有队伍，再好的指挥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需要训练队伍，也需要锻炼提高自己。历尽劫难之后的音乐学院，决不是一天两大能恢复过来的。他要做的工作大多了。只要是对事业对工作有利的，他什么都愿意干。拄着拐杖，他到处奔波着，少年宫的合唱队、部队文工团、工人业余合唱队，他都去指导训练。工作着，追求着，创造着，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他是一个记忆力极强的敏感的人，那恶梦一般的往事，决不可能从心头一下子抹去。有一次，他指挥一个合唱团下部队演出。演出完了，主人招待他们吃夜宵。

　　指挥理所当然地坐在主宾席上，穿着白衬衣的主人们捋起袖口，热情地向他敬酒、夹菜。他不善干应付这种场面，一不小心，一只筷子掉在地上了，他弯下腰去捡，筷子没有发现，却看见了桌子底下那一片草绿色的军裤！他只觉得耳畔轰地一下，眼前一片昏眩。草绿色，草绿色，裹着震耳欲聋的雷声，又把他包围起来——他想起在“牛棚”里那个可怕的夜晚，想起那群穿着草绿色军装向他狂喊的年轻人。他的耳朵一下子又失去了声音……看到他从主宾席上倏地站起身，手捂着耳朵，脸色苍白地奔出餐厅，在座的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医生以为他病了，急忙跟出去。月光下，只见他双手蒙着脸独自站着，肩膀在轻轻地颤动……这，当然只是偶然的刹那间的情景。他知道，沉湎在痛苦的回忆中，只会使自己消沉，使自己失去激情，他决不想在回忆中打发日子。然而，展开在他面前的道路，依然不是阳光普照的坦荡大道。他走得很吃力。

　　1976年秋天，他和钢琴系教授朱工一、管弦系教授司徒华城带着一批学生去云南实习。说起来真是可怜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学校竟然没有一点可供实习用的经费！到昆明后，一下火车，他就开门见山，把他们的窘境告诉了前来迎接他们的云南省文化局干部。

　　“哦，还有这种事情？”省文化局的干部惊讶了。惊讶之后，脸上又露出为难之色：“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吧。”

　　省文化局研究之后，总算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实习费用可以由云南省包下来，但有条件：他们的工作得由省里安排。说得明确一些就是：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实习经费！根据“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经济分配原则，这完全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两天后，他们奉命先去红河地区，司徒华城办一个小提琴学习班，朱工一弹伴奏，他呢？重操三十年前的旧业，替地区文化单位修钢琴。操着扳手和钳子，他从早到晚在琴房里忙碌。事情有些滑稽。其实，即使没有什么附加条件，他也会很乐意地为他们修的。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中国复苏的音乐事业中的小小螺丝钉吧。这和他三十年前在旧上海修钢琴，性质是大不一样了。他兴致勃勃地干着，嘴里还轻轻地哼着他新编的合唱练习曲……十几天后，省文化局又把他们召回昆明。依然不得清闲，他的任务是：每天上午给学生讲和声、作曲；下午指导省歌舞团排练；晚上教指挥；而备课，只能在半夜以后了……就按这样的生活律动，几年来，他又去过拉萨、成都、重庆、南京、呼和浩特……自筹经费的事情，当然不会再发生了，可他还是爱去那些比较偏僻、音乐水平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地区。在中国，需要音乐工作者做的工作大多了！他烙守这样一个信条：没有低能的乐队，只有低能的指挥。只要花工夫，一定可以在全国各地训练出许多高水平的乐队和合唱队。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王作和训练之中，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暇顾及。几年来，云游八方，他先后指挥训练过的专业和业余的音乐团体多达二十余个，其中有中央乐团合唱队、中央民族歌舞团合唱队、东方歌舞团合唱队，也有西藏、四川、云南、内蒙和许多地方和部队的乐团和合唱队。他可以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这些音乐团体的情况，但假如你问他各地的风景名胜，他就傻眼了。说出来简直叫人惊讶——在昆明他没有去游滇池；在拉萨，他没有去参观布达拉宫；在成都，他没有上峨眉，没有去乐山，就连杜甫草堂、武侯祠也没有去看一看……其实他并不是那种兴味索然的人，他何尝不想游山玩水，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美丽宁静的大自然中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然而时间对于他实在太珍贵了！他要讲课，要训练乐队，还要继续写他的着作。就在这紧张忙碌的几牢中，他先后出版了《二部歌曲写作基础》、《乐队训练学》，后者作为我国第一本关于乐队训练的专着，不仅受到国内音乐界的重视，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远销国外；另一本着作《合唱训练法》也已经完稿；他还撰写了《和声基础》、《配器基础》等教材，发表了《管弦乐队演奏中的vibrato处理问题》等十余篇学术论文；此外，还有翻译、歌曲创作……工作和创作把他的生活挤得满满的，他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呢？在拉萨，他曾想好要去参观那神往已久的布达拉宫，但到那里后，训练、讲课、演出，几乎没有一分钟的空闲。当地的同志几次邀他去，他总是说：“不忙，过一天有空了再去。”直到临上飞机，他也没有抽出空来！

　　当飞机呼啸着窜入碧蓝的晴空，当雄伟的布达拉宫在他的视野中变成了小小的一点，他有点遗憾，也有点感慨：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可以得到的东西在不经意中错过了，也许正是因为付出了这种代价，自己追求的目标才可能逐渐由远而近……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广袤、富饶而又贫穷的土地上，他以惊人的毅力攀登着艺术的高峰。他坚信：外国音乐家能够攀上的高峰，中国音乐家也能攀上去！

　　他指挥一个台唱团，和胡晓平比肩而立……

　　1982年隆冬。上海音乐厅里回荡着前所未有的掌声和欢呼。这掌声和欢呼是献给歌坛新星胡晓平的。这位不久前在布达佩斯国际声乐比赛中赢得最高荣誉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刚以她优美舒展、纯净无暇的歌喉，唱完了歌剧《绣花女》里那段着名咏叹调《人们叫我咪咪》，此刻正在台前向狂热的观众鞠躬谢幕，一次，又一次。二道幕后面，上海乐团的合唱队员们，已由后台鱼贯而入，拾级登上了锃亮的梯形合唱台。胡晓平的独唱之后就是他们的合唱节目。这场音乐会是由他们的合唱与胡晓平的独唱组成的。

　　人头拥挤的后台顿时变得空旷了。只有他一个人，拄着拐杖倚在一根柱子上，厚重的帷幕遮住了舞台上亮如白昼的灯光，只吝啬地在他面前曳留出一条窄窄的晃眼的光带，他将沿着它走上舞台这也许是一次失策。一个是刚蜚声海内外的歌唱家，她的歌喉与声誉犹如东方的明星灿然夺目；另一个是虽有三十余年历史，却从来没有被人特别重视过的合唱团体。他们的共台演出将是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抑或是瑕瑜互见、妍媸对照？听众们总是迷信明星的。台下的有识之士不能不为紧接在胡晓平之后登台的合唱团捏着一把汗。

　　把拐杖放在地上，他慢慢地走到舞台中央，登上了那黑色的指挥台。

　　歌声，在他的指挥下响起来了。人们马上发现，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上海合唱团，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没有花哨的色彩，没有任何噱头，只有歌声——男声、女声、高音、低音，在他那有力的双手指挥下，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千变万化地飘扬、回旋……歌声，忽而像奔腾呼啸的瀑布，忽而像潺湲清澈的溪流，忽而像在密林中迂回荡漾的微风……他指挥着合唱团唱欢乐的《祝酒歌》，唱30年代的中国歌曲《海韵》、《本事》，唱外国古典歌曲，还有一些器乐曲，竟也在他的指挥下变成了奇妙的合唱，其中有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有施特劳斯的《拨弦波尔卡》……凄凉的《海韵》，把听众们带到了一片暴风雨中的海滩，一个绝望的白衣少女在那里徘徊……纯朴的《本事》，使听众们走进恬静的田野，悠扬的牧笛在浓浓的树荫下飘荡……《二泉映月》，没有歌词，只有一片优美伤感的叹息，在月光下袅袅地回旋……《拨弦波尔卡》，分明有许多欢乐的琴弦在和谐地颤动。歌喉怎么会变成琴弦的呢……他优美潇洒地挥动着手，陶醉在歌声中。他已进入一种别人无法想象的境界，他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只有歌声，在他的心里回响，在他的手中流淌……是的，他以毕生的探索和追求，终于进入了艺术的自由王国。他决不是那种闭门造车、固步自封的人，他不断地用可以找到的一切艺术营养丰富充实着自己。对当今世界的指挥大师们和国内指挥家们的风格和技巧特点，他都仔细研究分析过，能为我所用，他就虚心学习。卡拉扬的高屋建瓴、博大严谨；小泽征尔的热情奔放、洒脱精致；皮里松的准确沉着、直率洗炼；李德伦对音乐富有俯视感的全局控制；黄贻钧对各种乐器演奏法精深的了解；严良坤大可走马、小难插针的风格……这一切，他都钦佩，都喜欢，都借鉴，都不断地汲取消化为自己的东西。他的指挥艺术，尤其是合唱指挥艺术，逐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1980年，中央乐团准备参加菲律宾合唱节，请他去进行训练指导。整整三个月，他和合唱队的歌唱家在一起，对演唱的每一个曲目，他都作了别具匠心的处理。合唱队彩排时，队员们在他的指挥下唱着，唱着，都暗暗惊异：这歌声，怎么比从前所有的时候都和谐丰富、优美深情。好一个高明的指挥啊！彩排结束后，全体队员情不自禁地拼命鼓起掌来。有一个队员站起未，大声地喊道：“就现在的心情，我真想喊一声：杨鸿年万岁！可如今不兴喊万岁了，让我们喊一声千岁吧！”

　　“杨鸿年千岁！”“杨鸿年千岁！”

　　中央乐团的排练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不久，他又来到北京战友文工团。战友文工团的合唱队经他作短期训练后举行了一次合唱汇报演出，演出一下子轰动了北京乐坛，一些有影响的音乐评论家赞叹道：这是“建国三十多年来没听到过的最好的合唱”！

　　一次，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给学生们上合唱课时，从美国回来探亲的着名指挥家李惟宁专门赶来听课。课上到一半，李惟宁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拍着手连声叫好。

　　这位走遍了全世界的指挥家感慨他说：“想不到，国内竟有这样的人才！这是真正的专家，在美国，在全世界都少见这样出色的合唱指挥……”

　　听着这些热情的赞誉，他只是淡淡一笑。是的，他的心中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中国人的自豪感：中国的合唱，是可以走上世界乐坛的！

　　此刻，上海合唱团的歌手们在他的指挥下忘情地唱着。他们觉得，站在前面的这位貌不惊人的指挥，舞动的双手上仿佛有两根无形的线，源源不断地把他们心灵深处的感情牵了出来……他刚刚踏进上海乐团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不认识他：这个拄着拐棍的人是谁？

什么？

　　负责接待的同志把他带到乐团大院侧厢的一间堆资料的小楼里：“旅馆实在紧张，请将就一下住这里吧，实在对不起。”

　　他以爽朗的笑声作答：“好，非常好，住这里方便！”真的，他一点儿没有因此而产生什么不愉快的感觉。走下小楼，往左走不多几步路就是排练厅，他可以省却很多花费在路上的工夫。

　　第一天训练，队员们便被他的魅力征服了。在一阵试唱之后，他微笑着，准确精到地谈了他对这个合唱团的看法：长处、弱点、需要克服的问题……然后是全新的“药方”——些全新的练习曲，男声、女声、高音、中音、低音，都能在其中得到有效的“治疗”。原来，在到上海之前，他已经精心地对上海合唱团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新的练习曲，全部是他预先创作的。队员们心悦诚服，恭恭敬敬地称他“老师”了。训练一段之后，合唱团的素质大有提高。团员们评价说：杨鸿年一点不比小泽证尔和皮里松差，外国指挥家做到的，他都做到了，外国指挥家做不到的，他也在做。他不仅仅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提高我们整个团的艺术素质啊！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艺术素养，常常使团员们吃惊。为了丰富合唱的曲目和风格，他别出心裁地提出要把《拨弦波尔卡》改成合唱，这主意使很多人诧异：这曲子能唱吗？可一时又找不到曲谱，于是人们以为这事便算了。没想到，第二天训练时，他突然拿出一份刚刚谱就的乐谱来：“《拨弦波尔卡》，我已改编好了。找不到原谱，只能凭记忆啰！”试唱结果，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更叫人折服的是，经过核对原谱，他的改编曲竟然没有记错一个音符！

　　团员们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每天开始练唱之前，总有人搬一把高高的椅子放在指挥台上。他的腿脚不好，大家都要求他坐着讲，坐着指挥。对他的住所，也有不满的议论了：“这么好的指挥，怎么让他住这种地方！”

　　“哦，对不起，实在委屈您了！”一天，负责接待的同志走进了他住的拥挤简陋的小楼，脸上露出由衷的歉意：“我们已在宾馆为您订了房间，请收拾一下，马上就搬。”

　　小楼里又响起他爽朗的笑声：“不必啦，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呢！”直到演出，他始终没有离开那栋小楼。

　　这场演出之前，他有点激动，这是对中国合唱艺术的一次考验啊！他问团员们：

　　“和胡晓平同台演出()，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有你站在前面指挥，我们信心十足！”

　　乐团离音乐厅挺远，团里要用小轿车送他，他拒绝了，他执意要和团员们一起坐公共汽车。团员们拗不过他，只能用自行车把他推到汽车站。一位青年歌手半开玩笑地说：“早知道这样，我们就借一辆平板三轮车送您去音乐厅了。”他快活地笑起来……这次演出的结果，我们已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前向读者描绘了。上海合唱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以及他所指挥的合唱团，毫无逊色、毫无愧色地和独唱明星胡晓平并肩而立，淹没在听众们热情的欢呼声中……因为兴奋，他的双耳又一次在指挥过程中突然失聪了。他暂时还听不见人们献给他的欢呼。但，在他的心灵深处，袅袅不绝地回响着一支深情的歌，这支歌是不会消失的！

　　1984年3月于广东从化温泉梅村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