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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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萌：哦，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

小说的标题越来越长。添加感叹词和标点符号，甚至将标题变成带有“主语，动词，宾语，定语”的完整句子，可能是一种新趋势，对吗？因此，我想来到这里与毒药对抗，并命名为：“哦，我亲爱的可怜的维吾尔兄弟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相距遥远，让我写信给您！”最后，这种创新不是正确的方法，但一无所获。

似乎自从在日本放映日本电影《啊，海军》（和《啊，邮寄》）以来，东方就有更多的“啊”和“哦”头衔？电影《啊，摇篮》，小说《哦，祥雪》，《哦，十五岁的哈利代》，《哦，我的弯曲的小白杨树》……就我这次来的韵而言当上海将中篇小说改为“小说世界”时，有人建议我将中篇小说命名为“哦，我的爱”。你能忍受吗？

我听不懂“啊”和“哦”。没想到，在这个短篇小说中屈服于“ Ah”和“ Oh”。这只能说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力量。

新疆风俗被翻译成“ Mamaiti·Amat”。如果同一个名字来自埃及，叙利亚或苏丹，那就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它看起来更加优雅和庄重。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采用后一种翻译方法。并不是我想假扮成阿拉伯故事或炫耀我的知识来吸引读者，但如果我不这样翻译的话，我将无法表达对艾哈迈德的庄严敬意。

1965年4月，我到达了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毛拉维兹公社，我被分配到三支生产团队的第五支生产队。首先，他在团队总部附近工作。一个月后，他第一次去了四公里外的伊犁河小庄子附近的corn头。我们八点钟离开，走到了庄子。快九点了，只有几名成员仍坐在运河边聊天和抽烟。由于我的真诚和恐惧，我不敢忽视自己的工作，所以我问：“还没有工作吗？”我问了之后，才意识到这里的人是100％维吾尔族人，没有人懂我的中文。一无所求。

但是立即有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从人群中站起来。他身材中等，有一个大头颅，弯曲的头发，浓密的眉毛，活泼，深色和明亮的眼睛，尽管胡茬密集，胡须却干净整洁。她穿着青年制服，上身有翻领，下半身是黄色的条纹俄罗斯短腰阔腿裤。他看上去很帅，但他的肤色似乎比这里的普通员工还要深色。他用流利但又古怪的中文对我说：“您好，同志。您是新的社会教育干部吗？我们正在研究和讨论“纪念白求恩”，请坐下。”

我解释说我不是社会教育的干部，而是努力锻炼和改变主意。他睁开眼睛，从头到脚从头到脚看着我好几次，然后突然转过头笑了。

他的笑容很低俗和丑陋，这与刚才问“你好”的文明方式是矛盾的。我知道在新疆，甚至连懂中文的乡下人也用“你呢？”而不是说“你好”。

的。问“你好”是看过一个场景的信号。

笑了之后，他指着那个频道，用命令的语气对我说：“坐下休息。”然后，他和他的同伴继续笑。他说话很快，很固定：他的表情也被夸大了，好像他在模仿某人。

但是在开玩笑的同时，他也时不时地照顾我的存在，然后用简单的话向我介绍他们谈话的内容。原来，他们没有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后来他问了我的名字，年龄，家乡，他的婚姻状况，家庭成员，简历以及干部登记表的第一和第四面。我很欣赏他同时做两件事的能力。

这时，一些穿着五颜六色的女性成员来到了山脊的另一侧。他们没有面对男性成员，而是相距约十米，以显示男女之间的差异。他“突然”站起来，跑向女职员。随即，活跃的闲聊和欢声笑语。

太阳太热，我已经出汗了，我已经怀疑我这一天不能工作。一支圆白胡须的队长命令地面。当我工作时，聪明的年轻人主动陪伴我，不断与我聊天，并不断问我“怎么了，慢慢地，慢慢地”。他无视我提出的有关劳动和手工艺的所有问题。同时，他热情地问我生活中应注意的问题。他说：“我叫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如果将来有任何事情，请找到我。”

当我即将完成工作时，我伸直身子环顾四周。我发现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所做的工作比我少。我一个人四个脊，他一个人两个脊，但是速度是一样的。他所耕种的原始土地和杂草从未比我少。再看一次，我真的很吃惊。事实证明，他拿着这么小的泥铲，更不用说男人了，即使是未成年女孩使用的泥铲通常也比他的大。

在“工作”期间，他无聊地笑着说话，最后唱了一首歌。他的品味很好，声音很好，他的声音真的很好。

后来，有人微笑着说了些什么。他突然生气了，站在那里，像个孩子一样uting着嘴，不作声就没有工作。一整整两分钟后，他对我说：“这个人是坏人，这个人不是。”他停顿了一下，调整了怒气冲冲的语法，对我说：“这些人不是人。”

午餐时，他禁不住把我拖到他家。最初，庄子的住房水平低于球队总部附近的住房。他所住的那栋弯曲的房子是用烂木板缝在一起的，上面还沾满了泥土，即使那堵墙烂了，也可以说是最后一堵了。他的父母都很老，两个妹妹都很小。这四个人穿着破烂的衣服。他是唯一一个穿着整齐，风格时尚的人。泥房外面是由腐烂的木柴和草制成的凉棚。凉棚下方是一个土制平台。土台上覆盖着一块烂羊毛毡，上面覆盖着烂孔，裂缝并粘在一起。毛毯上是四角包裹的铁皮，仍然松散。在地球桌的边缘有一个火炉，老太太正在往火炉里塞满一把发霉的麦秸。烟和火很小，因此显然很难煮沸大铁锅的水。

我按照礼节向坐在室外土壤平台上的两个老人打招呼。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的父亲还清我的钱并向我打招呼时，他的胸口传出一阵奇怪的沙沙声，他结结巴巴地说话。他的母亲患有眼疾，红眼睛流泪。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ohamed Ahmed）敦促我不耐烦地进入房屋。房间里的装饰好一点。那里有新的花毡，一个盒子，一朵花桌布，大大小小的瓷器碗以及一排旧的维吾尔文字。精装厚书，这是罕见的。角落里有一个用黄色条纹装饰的木盒子，墙上有一个小相框。奇怪的是，相框上的所有照片都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的照片，其中一些穿着俄罗斯风格的多纽扣学生装。那是天真可爱的，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笨拙地画了画，但形状不正常。除了面条篮，用来混合面条的木盆以及墙上未完成的两个扫帚，还有一个大腹的庞然大物-这是一种叫做Dutar的乐器。我来伊犁了我去过吐鲁番和新疆南部。我以前看过

房间里的空气潮湿又闷。实际上，我宁愿出去坐在土制平台上，但他对此很认真。

首先在我面前列出一份饭单，然后打开黄色的木盒子，拿出两个小盘子，一个盘子里装着方糖和葡萄干，另一个盘子里装着小na饼和小饼干。然后，他从外面带来了一个搪瓷高桩茶壶，从箱子里拿了两个小碗，为我和他自己倒了一碗茶：“拜托，拜托，拜托……”他把碗摊平摊给我，伸出来，很有礼貌的。由于缺少茶，我再次意识到这家公司的财务困难。

虽然茶清淡，但方糖和葡萄干的历史似乎悠久，但他的款待却很细致，我非常感激拿起茶来and饮。在喝酒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他的父母。维吾尔族是最尊重老人的人，有什么理由把老人留在外面。我看着门口说话，他已经明白了，皱着眉头对我说：“他们不喝茶，他们喝白开水。”过了一会儿，他解释说：“在南江，很少有家庭买得起茶。”

几秒钟后，此过程结束。他拿起一个小碗出去。他去那里很久没回来了。它让我坐下来而不是走路。终于，他带着一个空碗生气地走进来。他生气地说：“你是北京来的客人。我想喝一碗牛奶泡芙。这里的人太糟糕了。在我们新疆南部，有一个家庭做的。味道鲜美，你必须给周围的人打电话。 ”

没有牛奶的皮肤，所以我不能做奶茶，但我一起喝咸茶，吃了白面条。我本来是中午带来的but，但那是宝姑Na。在没有绿色和黄色的春季，很少在中午吃白面条。看来他已尽力以最高标准对待我。

从那时起，我遇到了这个懂汉语的年轻人，他细心，友善并且有点发疯。当我第一次定居在维吾尔乡村时，我无言以对，心情阴沉。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的存在使我感到友谊的温暖。每当我在伊犁河边上班时，我都会在他家中吃naan并喝热茶，即使我喝了一碗开水也很温暖。我了解到他们的家人已经从喀什古镇（现在的树甫县）步行了半个月，并于五年前从新园的番天山定居在伊犁地区。由于他才华横溢且易于学习，三年前他被乌鲁木齐气象学校录取（他告诉我这是一所“航空学校”。当时，我正拿着一本维吾尔语教科书学习维吾尔语，因为他知道这个词“ Hawa”可用于天空）。空气也可以用作气象解决方案，他将被改成气象学校），但是这所学校的食堂整天都在吃吐鲁番生产的白高粱面，他对此并不习惯。当他无法生活时，他辍学返回。回来后，他整日沮丧，一团糟。

我还向他介绍了我的一般情况，他立即说：“听到此消息后，我感到非常沮丧。”他的“非常”伸展得很宽，他在中间转了两圈。后来，当他看到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时，他想说一次让他感到难过，而当他看到我吃了干面包和na饼时，他也说他很痛苦。团队中曾经有一位志愿者，向公社以西三公里处维修皇渠。他无法在中午回来，周围没有其他人。他不得不用西北风和沙吃硬na。他再次变得“痛苦”。眼泪流了。我问：“你们不是都这样吃吗？”他说：“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您来自北京。”

他正式邀请我来一次访问我，这是伊犁人最喜欢拉长面条的“大半斤”。他自己制作面团，制作食谱，然后将面团拉伸。他的面条制作方法（当地称为“拉面”）与伊犁州其他人不同。伊利族人首先将面条切成小块，然后将它们一个个地细化，然后像羊毛线一样挂在桌子的角上。一面，然后逐锅煮。他跪在毛毡上，制成了一个大的乳液，在上面涂了油，然后像一锅香锅一样形成了小山。当锅打开时，他迅速拉起锅，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他一直在中间直到锅塞满，然后才从中间把面条弄碎。他说：“这就是喀什制作拉面的方式。”

说到喀什，他充满了依恋。他不仅做了面条，而且还炖了。 “你的妈妈在哪儿？”我问。 “她做得不好！”他粗略地回答。面条煮好后，他非常仁慈。他不仅把它送给了他的父亲，母亲和妹妹，而且还按他所说的打开了房间的门，他问路过这里的人吃饭。最后，他只剩下半碗。这时，来自邻居的一只黑白小猫来了，并向他吼叫。他慷慨大方，用手将一半面条从碗里挤出来，喂猫。他没有用筷子用手指吃剩下的面条。完成一切之后，他本人又吃了一次包谷那安。

我利用饭后的和谐气氛，对他说：我可以换成稍大一点的抹泥刀，再努力一点吗？他伸直了脸，狠狠地对我说：“我不爱劳动！我不是国家干部！我不是激进主义者！”

“那你爱什么？”我气喘吁吁，但微笑着问。

“我喜欢玩，喜欢看电影，喜欢唱歌和跳舞，喜欢读书。”

“什么书？”

“喜欢小说。我最喜欢爱。我喜欢美丽和美丽。我喜欢女孩。”正如他所说，他把愤怒变成了喜悦。突然，他跪下了我，knock了一下我的头：“王师傅，请不要膨胀。”

当我莫名其妙的时候，他又笑又丑。

突然大笑，突然停止，他突然停止笑，问我：“你会跳舞'Tanza'吗？”

“什么是Tanza'？”

他举起手，摆出舞厅舞的姿势。

我很不高兴地哼了一声。

“我最喜欢跳舞'Tanza'。”他哼着声，站起来，独自来回走动。当时我的心情与交谊舞格格不入。我什至没有看他，所以他转而唱歌维吾尔歌和跳舞维吾尔舞蹈。然后，他从墙面喘气中脱下了杜塔尔（Dutar），将杜塔尔（Dutar）扔到地上，闷闷不乐地叹了口气：“每天我都剪泥铲，每天都剪泥铲，手指很粗。现在，我该怎么玩Du Tal ？我当时以为这个人很好，但是思想太糟糕了。同时，我还记得，根据我的一项观察，人们通常对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持嘲弄和轻蔑的态度。当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嘲笑或愚弄自己，特别是年轻的男性职员时，他们互相挤着眼睛，curl着嘴唇。老人忍不住笑了，有些甚至摇了摇头，毫无保留地欢迎他。钦佩他的是女性成员，特别是中年女性成员。团队中有一个会议，问题之一是连任女队长。那天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ohamed Ahmed）缺席时，刚与丈夫离婚的著名强壮而暴力的女人阿西汉喊道：“我们选择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整个观众只用一句话就爆炸了。你们都笑了起来，我也笑了。

我再次想起，有一天我从他家出来喝杯茶，大队会计伊敏用一只眼睛问我：

“你去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房子吗？”当我点点头时，他摇了摇头，一次又一次地叹了口气，“嘿，嘿，嘿，嘿……”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语气。

怎么样了

这次请正式吃“大半斤”。它以喜悦开始，以兴趣结束。而且，当我离开时，他将右腿钉在左腿前面，将身体扭成八弯，摇晃上身，然后脸红了：

“王兄弟，夏天快到了。我再也不能戴我的三瓦帽子了。这对团队来说很困难……你能借给我十美元吗？”

我给了他十美元，但我感到更加沮丧。他借钱的时机和场合使我对他的友情纯净有些怀疑。至于帽子，我完全理解维吾尔族无论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无论室内还是室外都必须戴帽子。脱掉帽子的人是非常不礼貌的。而且他的三瓦帽子真的不能再戴了。但这花了十美元吗？我猜测。

不要说言语是不可预测的，那真的很忠诚！第二天，包括公社“四次清洗”工作队队长在内的一批干部来到庄子参加劳动。他们立即发现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的超小型泥铲。

休息期间，他们聚集了所有成员，然后拿起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的剪泥刀向公众展示。维吾尔族副队长讲了很多话。我听不懂，但他的语气严峻。从其他成员的沉默和沉默中可以理解这一点。汉族队长拿起泥铲，说：“这是泥铲吗？

不，这是一个耳塞！ “他的话立即被团队的翻译译成维吾尔语，又传来一阵笑声。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脸红得像疯了似的冲了过去。他口才很好，并与工作队的干部进行了辩论。他还解开皮带，打开衣服，让团队干部看到伤口。翻译为汉族队长时，我还听到了几句话。他没有被说服。首先，他说自己病了，拿着刀。维吾尔族的表达方式是“吃刀”。 （后来我知道他切掉了阑尾。这是很常见的操作，但维吾尔族普遍认为“吃刀”的人寿命不长，因此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第二，他说批评和赞美不仅要看表面现象，还必须调查研究。他的刮泥刀稍小一些，但他去年工作345天，今年半年工作170天。他是团队中的前三名。他为什么不赞美他？这些情况被夸大了，但是因为他这么大胆的说，他压制了那些干部？和同一团队中的××××，××××……（他说了一口气打了十几个名字，他的呼吸时间可以和相声演员的“ Kunkou”技巧相提并论）不起作用，为什么不提？为什么积极参与工作的优秀成员必须听取培训并受到批评，而从未上班的成员却要安静而放松？

此外，去年他的最终帐户中有70余元余额。超支的家庭用了70多元。球队没有钱付钱给他。到目前为止，他还欠他钱，而团队不在乎吗？他不是在批评他的小型泥铲吗？得到的钱！他立即购买了两个特大号，一个供自己使用，另一个供团队负责人使用。他的矛盾使每个人（包括我）都汗流，背，因为那年不仅在乡下，甚至在城市领导人也有很大的危险，但是很明显，他在辩论中居于上风。

任务组组长开始调低音调，但留着圆胡子的任务组组长十分照顾组长的脸，并及时站起来谴责他，并宣布他将继续工作。

工作团队的干部走了出来，每个人在工作中都在交谈。从人们的表情可以看出，有人鼓掌欢呼，更多的人认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做得有些愚蠢。工作一个多小时后，太阳仍然很高，团队负责人宣布他将停止工作，但不允许他回家，以免给人留下团队过早停止工作的不良印象。 。每个人都聚集在地上抽烟，这意味着如果有人来检查它，他们会掉到地上再次做手势；如果没有，他们会站起来，在暮色漆黑的时候去每所房子。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这次像往常一样坐着，非常呆板，甚至不理会阿西汉（Axihan）和他开的玩笑。后来，阿克西汗（Axihan）过来拉住他，并与他一起行动。其他人笑了，但是他仍然显得阴沉，没有理会其他人。 Axihan不能。他转过身来见我并寻求帮助。哇，哇，我知道她要说服他。我走过去时，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ohamed Ahmed）转过头说：“就别理他们！”我说：“成员们在等你讲笑话！”他抬起头对我说：“看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看到他的眼睛充满了眼泪。

在毛拉维兹公社，我每天要做两件事：劳动和学习维吾尔语和维吾尔语。所有维吾尔族农民都是我的维吾尔族老师，包括他们只会讲话的孩子。一年后，我掌握了大部分日常词汇。解放初期，我找到了由新疆人民政府行政学校编印的《维吾尔语教科书》，并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汉语》杂志。该期杂志包括语言研究所的朱志宁。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维吾尔语的概况。在这两本书的帮助下，我对语法有了初步的了解。因此，到1966年春夏，我对维吾尔语的了解已经足够进行交流。

我逐渐了解到年轻人厌恶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主要是因为他具有男女平等的实力。老人认为他做得不好。但是每个人都同意他是一个善良，深情和聪明的人。在年中，两个新的汉族家庭迁入。他们对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特别满意。因为除了上述优点外，他还有一个明显的优点：注意保持维族和汉族的团结，与汉族成员保持亲近，交流维吾尔族和汉族成员之间的感情，说出什么有利于团结。不要说或做任何不利于团结的事情。让我们来概述一下，他没有狭narrow的地方民族主义。

我也看到了一些关于男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线索。例如，他s语，带有许多感叹和长长的声音：嘿，江，哇...他也喜欢打扮，使部分自然卷曲而又长。又密。他还说：“我的头发有多好！​​”这也让我不喜欢。在那些年里，甚至女人都不想打扮，更不用说男人了！

他怎么了？有一次我问一个眼大的会计师伊敏：“他是伊切基兹吗？”

“爱街客”是我学到的新词之一。它是一种性变态，在中文中称为“阴阳人”或“二尾子”。

益民吃了一惊，迅速挥了挥手：“老王，你不能随便说这个，这是维吾尔语中最丑陋的诅咒。它比诅咒驴，猪或乌龟头还严重。 ”申申说：“主要是他的脾气。例如，根据我们的国家规定，男人跳舞，上臂的运动低于肩膀的水平。”他做了一些最常见的舞蹈姿势，“妇女舞蹈手臂在肩膀上摆动”。他又做了一些女子舞蹈动作，这让我发笑。 “但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他想像这样跳舞。”他遵循了自己的榜样“女性”。

果然，事实证明我不清楚。我只以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跳得很好。结婚后几乎没人邀请他跳舞。但是当他跳舞时，年轻人的围观者笑了。我也觉得有些地方出了点问题，在伊敏说完之后，事情突然变得清楚了。

“再比如，我们维吾尔族人不做饭，尤其是未婚的Bal兰子（这里指的是年轻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拉面？”他了解了拉面的方式，“甚至骂人，他也用女人的话。打架，他打头，男人打架，可以用拳头，可以动刀，但不允许打头。”最后，他总结道：“我们不喜欢他这样。”

伊敏的话并不能说服我，例如拉面，那男孩为什么不能做饭？根据我的观察，虽然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的家庭背景艰苦，但他父亲病了，声誉很高，地位低下，但是他对清洁很着迷，例如拉面和整理房子。他担心自己的母亲会这样做。他没有同龄的有能力的姐姐，所以他接手了部分工作。至于艰苦的工作，他的母亲和小姐妹仍然这样做。但是毕竟，他与普通人有一点不同，即“有原因，没有调查依据”，而他的“问题”无助于人们的身体不适。因此，我决定采取与他保持距离的政策。当他遇到他时，他邀请我去他家十次，我去了一两次，然后去那儿，这表明我很忙，不能坐更多。他告诉了我这一点，而我只是忽略了它。

但是他不介意，他总是热情，有礼貌并且关心我。他跟我说话时从来没有用过粗俗的话，他看上去谦虚而文明。一旦我生病了，我的嗓子就沙哑了。他给了我五个鸡蛋，并急切地向我辩解说，吞咽生鸡蛋是治疗我喉咙的有效处方。当我工作时，只要我有点呆板，他就会过来聊天。看来他一直在关注他人，并对所有新来者负责。好像生产团队被分为劳动，他是礼宾部的接待官。

我问了该旅的销售代理店的售货员。该销售员最初是民族学院的毕业生。他曾在疏阜县小学任教。他退休后于1962年回到家乡伊利。在新疆南部时，他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的班主任。他告诉我，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小时候活泼，聪明，有良好的学业，很强的自尊心，唤醒力和各个方面的正常发展。从十二岁或十三岁开始，他就喜欢和女同学在一起，并表现出一点女性气质。这种现象并不严重，也没有“问题”，但这是他被轻视的事实。

我再次问我的老房东，我的老房东既是团队委员会成员，又是虔诚的穆斯林。他没有透露这方面的情况。他只是说：“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很诚实，但是他太调皮了。”

激动地说：“当今的年轻人从未遭受过痛苦，只懂得享受快乐。我们年轻的时候...”

房东的老太太打断道：“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母亲在各个方面都很好，但是鼻子太糟糕了……”

“她的鼻子总是清澈的。如果正在做饭，她的鼻子会掉进盆，锅或碗中。”我们都笑了。

随着我对维吾尔语的了解程度的提高，我也了解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ohamed Ahmed）与女职员在一起时所说的挑逗性话。噢，我的天哪，这太糟糕了，这种粗鲁和污秽确实可以吓到我，尽管我根本不是一个安静而精致的人，一旦他再次对他们胡说八道，我皱了皱眉，转过身来。为了维持儒家的“四个不能正确”的戒律，他注意到了我的反应。在工作时，他告诉我，这个星期六他将邀请几位艺术家（即那些会唱歌和跳舞的人）坐在他的房子里，他希望我也能去。我干脆回答，“不。”他pur起嘴，说：“如果这次不来，我的胃肿了！”我模仿了当地工作人员的声明，然后回答：“胃肿了。屁很好！”当他听到我说的话时，他大为吃惊，然后退后一步，表示出惊讶，失望和几乎恐惧的表情。他哭了起来，像个陌生人一样看着我：“王哥，你……”他喃喃地说。我不得不笑了。

完成工作后，他严肃地对我说：“哦，王哥，你为什么要学习这种维吾尔语？

为什么需要学习维吾尔语？我真的不希望您学习我们的语言！ ”

他的话完全使我困惑。我解释说，学习维吾尔文是向维吾尔族贫困和中下阶层农民学习，学习维吾尔族文化，并加强民族团结……他打断我说：“不，不，不！你不应该理解我们的誓言话说，你来自北京来的干部，这些话会污染你的耳朵。看，你也在讲这些脏话，我真的很难受！如果你学习维吾尔语，你可以学习那些文明，优美，富有诗意的话，你知道纳威吗？”

我摇了摇头，所以他向我介绍了中世纪伟大的维吾尔族诗人纳威。他把我拖到他的房子，从精装书集中拿出一本厚重的书。他问道，“那瓦伊”一书相当于50万个单词，“你知道旧字符吗？”我点了头。 “我已经读过五本书了。作者是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的艾贝克。你知道。”他急忙翻阅这本书。 “这是纳瓦伊诗的两行。”首先在维吾尔族背诵，然后逐字向我解释，这首诗是这样的：

烛光很小，但照亮了整个房间

-因为是直立的，

尽管雷电很强，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因为弯曲。

当他读纳威的诗时，他半闭着眼睛，表达着陶醉。

“看它。”他后来又出了一些插图。

”

看着他。

　　我从他那儿还借到过高尔基的《在人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中诞生的》（维文译名是《暴风的孩子们》）的维文译本。还有一位吉尔吉斯作家原着的《我们时代的人们》，写得好笑极了。特别是塔吉克作家艾尼写的《往事》，对于布哈拉经院的记述，确实漂亮。还有一位哈萨克作家写的《骆驼羔一样的眼睛》，也很动人……就这样，穆罕默德·阿麦德帮助我认识了维吾尔乃至整个中亚细亚突厥语系各民族语言、文化的瑰丽，他教会了我维吾尔语中最美丽、最富有表现力和诗意的那些部分。我将永远感激他。

　　六六年夏，大学因“文化革命”而停止招生，我们队来了一位维吾尔姑娘、高中毕业生玛依奴尔。她爸爸原在某县当干部，据说当过科长，后因“有问题”退职，现在我们队劳动。他的家要比一般农民富得多，妻子腕子上戴着手镯，耳朵上挂着宝石。他家里有崭新的铜床、缝纫机和自行车。玛依奴尔本来在伊宁市寄宿中学读书，一心要考大学中文系的，结果，运动来了，还乡生产。

。

　　很快就传出了玛依奴尔与穆罕默德·阿麦德相好的说法。不用说，对于玛依奴尔，穆罕默德·阿麦德更是格尽礼宾和接待的职守，他们两个一见面就说到一块去了。干活的时候抬“抬把子”（一种运重物工具，不用肩挑，而是两个人一前一后用手抓着抬），本来大家都是男找男、女找女结伴的，偏偏穆罕默德·阿麦德与玛依奴尔组成一对，玛依奴尔在前，他在后，一面抬土，一面还一唱一和地哼着歌儿，那样子真像学生下乡义务劳动。说实在的，有了这位洋溢着活力的玛依奴尔，倒是带动他干活时多卖了不少力气。我注意到，他那把微型砍土镘也不拿出来了，而是用了一把他大妹妹平常用的略大一些的砍土镘。他和女社员的下流谈笑也中止了，相反，在玛依奴尔面前，他彬彬有礼俨然学长。

　　他们两个交换书看，玛依奴尔汉文比他好，能看汉文小说，给他讲过好几个汉族古代历史故事，像“晏子使楚”、“二桃杀三士”，他听起来非常入神。“老王哥，我要学汉文，借我一本书看吧。”他对我说。我能给他什么书呢？只有那么几本。 他学了两天，不耐烦了，“攻击”起汉语来了：“什么汉语，枪也是qiang，墙也是qiang，抢也是qiang，让人笑死了！”

　　有时候工间休息时他们脱离开“群众”，躲在一边互相教唱歌。玛依奴尔教穆罕默德·阿麦德用汉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们走在大路上》，他学得很快，但常常在每一句歌词后面加一点维吾尔音乐式装饰尾音。他教玛依奴尔唱喀什噶尔的民歌，这些民歌当时是属于应“破”的“四旧”的范围的，所以当他们俩唱这些歌曲的时候，我总有点惴惴不安，东张西望，客观上起了替他们望风的作用。遇到远远有什么可疑的生人，我便制止他们：“别唱了！”两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抬起头来望着我，那种纯真无暇的神态真叫人高兴。我觉得，有了穆罕默德·阿麦德，玛依奴尔的学生生活好像恢复了。他们有时候还相互出智力测验题，在土地上用树棍画三角形和圆呢。但农民们却觉得看不惯了，同时在一般舆论里，颇有一种对穆罕默德·阿麦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不平。

　　我个人倒是很为他庆幸。我希望玛依奴尔能把他带得更勤劳、正派一些。我同时窃以为，通过与玛依奴尔的相好，他那些不健康的心理举止将得以校正过来。

　　但是传出来了玛依奴尔父亲的声明，说是娶他的女儿没有一千五百块钱的聘礼和五十尺布票是办不到的。

　　有一次，工间休息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麦德帮助玛依奴尔去寻找一种叫做“牛奶草根”的维吾尔女孩子喜欢用来咀嚼洁齿的植物，独眼伊敏走过去开了一句玩笑，穆罕默德·阿麦德狂怒得像一头见了红布的牛。他一头向伊敏顶去，伊敏早有准备，轻轻一躲，结果穆罕默德·阿麦德自己摔了一个马趴。大家过去劝阻，玛依奴尔也吓呆了。穆罕默德·阿麦德摔了一脸的血，我把他扶回了家。劝慰之后，我问道：

　　“你是喜欢玛依奴尔吗？”

　　他苦笑了，接连摇头：“怎么可能呢？我家里是什么样？她家里是什么样？我能娶到她吗？”

　　“可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成家的事了，你有二十四五了吧？父母老了，妹妹小，家里没人照管……”

　　“不，我不结婚，我一辈子也不结婚。”他的回答使我一阵反胃，我又想起那些对于他的传言来了。

　　“依我现在的状况，又有什么样的丫头能跟我呢？上个月五大队的一个姨姨来给我说媒，后来一问，原来那个丫头从小长秃疮——是个秃子。姨姨介绍说，那丫头戴上头巾并不难看，我哭了，我大哭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梳着自己的鬈发，“我现在好一些了，你别走，我给你做饭吃……”

　　我没吃，心里觉得什么味儿都有。

　　渐渐地，我发现玛依奴尔也与他开始疏远、保持距离了。他的小砍土镘也就重新换回来。不久，发生了玛依奴尔的父亲逼婚和玛依奴尔逃婚事件。她父亲贪图财礼把玛依奴尔许配给伊宁市一个木匠。玛依奴尔不干，找穆罕默德·阿麦德商量，然后玛依奴尔就不见了，都说是穆罕默德·阿麦德帮她跑掉了的。对于这种说法，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玛依奴尔的爸爸找他，他对玛依奴尔在哪里不置一词，但据理力争，批评玛依奴尔的爸爸包办子女婚姻不对：“你这是卖女儿！你这是毁掉你女儿的终生幸福！你这是违犯婚姻法！”

　　“乌龟头！你还给我讲婚姻法？你才违犯婚姻法呢！你是卖……”底下的辱骂是不能写下的，维吾尔语中最下流的话，我也是从与穆罕默德·阿麦德有关的事情里听到的。

　　他这次没有撞头，他双手交叉在胸前，低垂着头。打架只能和平辈打，骂架也是如此，对上一辈人，他保持着应有的礼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只是沉默着。

　　玛依奴尔的父亲威胁说，如果三天之内穆罕默德·阿麦德不把他女儿交出来，就把穆罕默德·阿麦德像宰一只羊一样地宰掉。“我挤干你的血！”前科长大喝道。

　　但是穆罕默德不为所动，当然，他的血也照样在他自己的血管里奔流。半年以后，玛依奴尔回来了，她显得大多了，也漂亮多了。他父亲终于让步了，退了那个木匠的婚。我悄悄问玛依奴尔前一段跑到哪里去了，她说：“还是穆罕默德·阿麦德哥好！他给我买了汽车票又写了信指了路，这半年，我躲在他在尼勒克县的一个远亲那里。我本来还不敢跑呢，是他给我出主意，打气……真是个好人啊，可惜……”她摇摇头。谁知道她说的“可惜”都包含了些什么呢？

　　又过了半年，玛依奴尔与七生产队的文书雅阔甫结了婚。雅阔甫高大健壮，文化不大高，但人很聪敏，最近又入了党。他早先在察布查尔林场放木排，家里颇有积蓄，他家的苹果园和葡萄架，果木品种都是最好的，家里只有一个寡母，对他极为疼爱。我也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玛依奴尔的佳偶。

　　玛依奴尔办喜事那几天，穆罕默德·阿麦德的话特别多，和男男女女胡打胡闹胡笑，和阿细罕撕过来滚过去，无所不用其极，以至有人说他在去伊宁市的公路上捡到了一块手表，都快乐疯了，胡闹只要一停下来，他的神情便充满沮丧（也许只有我注意到他的神情了吧），而他一旦发现我心疼（我也终于为他“心疼”了）地看着他，他就立刻找人胡骂乱笑地出一通丑。“这样的人实在不可救药，怎么能配玛依奴尔呢？”连我也这样想了。然后他得了整整半个月的牙痛病，左下巴肿得老高，叼着一个手帕角淌口水，样子真是难看极了。

　　后来，当有的社员用同情的口气说起穆罕默德对玛依奴尔的情义，为玛依奴尔的幸福而不辞劳苦艰险，但最后他白辛苦一场，一无所得，玛依奴尔还是嫁了别人的时候，独眼伊敏取笑说：“那有什么办法？他能娶丫头吗？他只能嫁……”他中途停止了笑话，知道那笑话是太恶毒了，但还是有许多人笑了起来。

　　穆罕默德·阿麦德一家渐渐在伊犁地区站稳了脚跟，有点家底了。伊犁河谷，这是多么富饶的地方，尽管“文化革命”搞得全国都乱糟糟，伊犁河谷的少数民族农民相对来说还算比较逍遥。尽管对于农民的生财之道关卡重重，但与内地汉族农民相比，这儿少数民族农民的日子，也还算有点相对的灵活性。养头奶牛，养只羊，栽棵葡萄，编个扫把，马马虎虎还是可以挣下几个钱。加上从一九六五年以来，自治区党委号召各地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建设，“文化革命”中，这个规划建设并没有停止，所以这里的农村尽管问题很多，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但生活仍然在慢慢腾腾地运行，有它相对的稳定性。这样，到了一九六九年，包括穆罕默德·阿麦德家在内的大多数农民，在庄子附近统一规划的地段上，按每家九分地的标准（这是关内汉族农民做梦也不敢想的）修建起自己的新房庭院来了。很长一段时间，穆罕默德·阿麦德显得不那么活跃了，他起早贪黑地在生产队干部和众位社员的帮助之下和泥、打土墙、脱土坯，买梁木和椽子、苇席，买石灰，垒墙，做门窗……总之，勤劳的理顺大所难以完成的大业，懒惰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却正在顺利地完成着。

　　其实，也不能说他懒惰了，光土坯他就脱了好几万，等到上顶子的时候，他都快累成个黑瘦的小老头儿了。

　　社员们全力以赴地给他帮忙，否则光靠他自己盖房，没门儿。其中帮忙最多的人之一是独眼伊敏。据说由于独眼伊敏的奔走，他买建筑材料节省了一百多块钱。

　　到上顶子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有二十几个人给他帮工。

　　他真心感谢大家，再也不发那一套扬南（疆）抑北（疆）的牢骚了。房子基本完工以后，他做了一大锅抓饭，招待我们这些为他的房子出过力的人。吃过抓饭以后，每四个人面前摆上一盘爆炒羊肉，放上一瓶“伊犁大曲”。六九年，酒是稀罕物，这也是伊敏帮他搞的，大家顿时活跃起来。

　　酒过三巡，醉眼惺忪的我们唱起来了。大家唱完了以后，穆罕默德·阿麦德突然清了清喉咙，大声唱道：

　　在我死后，在我死后你把我埋在哪方？

　　埋在大道旁？哦，我不愿埋在大道旁，

　　那里人来车往，人来年往是多么喧嚷。

　　埋在戈壁上？哦，我不愿埋在戈壁上，

　　那里天高地阔，天高地阔是多么荒凉。

　　他的歌使我一惊，新房落成，是喜事啊，怎么唱起这样丧气的歌儿来呢？而且他唱得非常好，没有那种女声女气。

　　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他好像明白了，便悄悄用汉语对我说：“盖房有什么意思，我真想去当特务！”

　　他的“特” 字发成“tie”音，好像是说当“梯益鹅务”，非常好笑。我当时只当做他又犯了疯病，胡说八道，根本没往心里去。

　　谁知道他后来的命运竟真的和“梯益鹅务”有了点关系呢！

　　一九七○年，进驻了由贫下中农代表、下乡知青、兵团农工组成的宣传队。我的房东老大娘称之为“多普卡”队，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个俄语借词，后来才知道是“斗批改”的维化读法。

　　这个“多普卡”队一进村，不到两个星期就抓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这个“集团”是怎么抓出来的，至今对我是一个谜。反正公社、大队都开了好几次斗争会。每次会上“反革命”都满满地站一台，不但有“喷气式”，而且上手铐，绑绳索，惊心动魄。本大队这个“集团”的首领说是前科长、玛依奴尔的爸爸（按：

　　平心而论，揪出来的很大一部分人倒是多少有点劣迹民愤。总之，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成员愈揪愈多，没几天，“多普卡”队正式宣布，穆罕默德·阿麦德是反革命集团成员，任反革命集团的“特务”。穆罕默德，阿麦德被叫到“多普卡”队去夜审，据说给他上了手铐，抽了他几鞭子，不但审问了他的“特务”问题，而且审问了他的生理状况——是不是阴阳人。知情的人说，与前科长等“骨干分子”

　　相比，他的皮肉之苦算是相当轻的，但他惨叫得厉害，又连连叩头，洋相百出。关于特务问题，他承认他确实说过想当“特务”——“梯益鹅务”；关于生理状况，他保证无异常，只要宣传队“饶我这一小勺血”（犹汉语“饶我一条狗命”），他一定立即娶妻，秃子瞎子哑巴都行，而且一年之内一定生个孩子给宣传队看。

　　开始，对穆罕默德·阿麦德被宣布为特务，我也有些紧张，这究竟是什么事啊！

　　特务，这可不得了啊，后来又感到不解，“反革命集团的特务”，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反革命集团”把他从喀什派到我社我队来当特务的？难道真的和克格勃或者美国、台湾挂上了钩？这实在无法想象。及至后来听到“审讯”情景，更是急不得恼不得哭不得笑不得。传出来的报道里最绝的还在后面呢，据说在穆罕默德·阿麦德保证娶妻生子以后，负责审讯他并抽了他一鞭子的一位“多普卡”队积极分子问道：

　　“那你能保证孩子是你的吗？”

　　“我保证孩子一定长得像我，再不信你们可以派人……”底下的话不能记了。

　　抽他一鞭子的疾恶如仇的积极分子也噗地一笑，估计那笑容是美的，后来据说还教育了他一顿，教育内容有一项，就是以后再不要看“乱七八糟的小说”。第二天穆罕默德·阿麦德把全部小说上缴了。

　　不久，传来了北京周总理的指示，定“反革命集团”要报中央批准。这也是使我至今感到惊叹的，总理在北京，却能掌握这里的情况，救了这里的多少人！“多普卡”立刻如撒了气的皮球，像牛一样开始的“反革命集团”，却像耗子似的结束了。

　　“多普卡”队工作后期，需要清理文件，不知道怎么发现了我这个“人才”，队长宣布可以对我“控制使用”。我有幸与闻机要一个时期，看到了有关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维文罪行材料，材料很简单，全文如下：

　　穆罕默德·阿麦德，男，二十八岁，南疆疏附县人，家庭出身贫衣，文化程度中专肄业。

　　该犯一贯思想反动，好逸恶劳，崇媚资、修，在一九六九、一九七○年曾两次宣称要当特务，实属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处理意见：建议处以极刑，或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或管制改造。

　　后面有几份旁证材料，第一份便是独眼伊敏所写。关于独眼伊敏以及这份别有特色的“罪行材料”特别是近乎荒诞的“处理意见”，那将是另一篇小说的素材了。

　　尽管这个“多普卡”队确实搞得很糟，完全可以称之为解放以来最最糟糕的宣传队，至今臭名不散，但相当一部分社员说：“这回把穆罕默德·阿麦德收拾了个美！”他们似乎认为，这个“收拾”对穆罕默德·阿麦德还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见到了穆罕默德·阿麦德，他形容憔悴，态度“老实”。

　　我没有和他多谈，也无法多谈，可能我也不敢或不愿与这个有过“特嫌”的人过往太密吧？不久，我就离开伊犁，到乌鲁木齐南郊上“五·七”干校去了。

　　七三年，我们全家从伊宁市迁往乌鲁木齐，我回伊宁市搬家，行前我到毛拉圩孜和乡亲们正式告别，穆罕默德·阿麦德闻讯气喘吁吁地赶来，要我到他家吃晚饭。

　　但为搬家事我必须当晚赶回伊宁市，不能从命。他神态怅然。他还塞给我九块钱，并说起了六五年借过我十块钱的事，他说他一时实在找不出第十块钱来了，准备等他不久去南疆娶亲路经乌鲁木齐时给我带点土特产。我完全忘掉了借钱的事，他的还钱反而使我不安起来，联想到八年前借钱的场合和我的不快感，更觉得惭愧，所以我极力推辞，但他还是坚持还了这九块钱。我想，这大概也是维吾尔人的一种礼法吧，人在，早还账晚还账可以不那么认真，人走了，那就要清清楚楚。

　　也是这一次，我终于听到了他即将卖掉奶牛去南疆娶妻的消息，我高兴地祝贺他，他漠然。

　　一晃，就过去了八年。这八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个人的境况也大不相同。七九年以前，在乌鲁木齐我一直没有见到他，也不知道他媳妇娶上了没有，一直到七四年我还念叨过几回，后来也就不提了，及至到了北京，公私诸事，每天都是铺天盖地，我如牛负重，顾不上想到他。偶尔见到远道而来的新疆朋友，特别是少数民族朋友，我们也会一起回忆一下新疆的事情，也会提及毛拉圩孜公社的某人某事，但我很少提到过他，他能算个什么呢？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重访阔别了多年的伊犁和毛拉圩孜公社。在伊宁市，不论是老客运站旁的自由市场，还是绿州俱乐部前深夜点着电石灯卖土造啤酒和葵花籽的儿童，不论是斯大林街与解放路交接处的食品二门市部从丰富变得萧条、又从萧条变得充实而且琳琅满目的柜台，还是州党委画着镰刀斧头的办公灰楼，也不论是街道两旁白杨树下潺潺流着清水的小渠沟，还是小渠旁卖莫合烟的道貌岸然的长须老汉和刘晓庆的翻印影照，都使我觉得亲切、留恋、感慨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怅惘。

　　踏上毛拉圩孜公社的土地，更使我百感交集。想不到，来到这里我几乎迷了路。

　　六五年（就是我初来的那一年）制定的建设五好新农村（好条田、好林带、好道路、好渠道、好居民点）的规划业已全部完成，包括我住过的旧房子已全部拆除。我和穆罕默德·阿麦德所属的三大队第五生产队的地与第七生产队进行了部分调换，原来五队队部附近的田地与住房地给七队，换回了七队在伊犁河沿的农田。这样，五队的全部活动领域，都迁到原来的小庄子一带了。

　　我终于在新房新桥新树处找到了通往庄子的旧路，笔直的大土路，是我们当年修的。现在路上行走着的除了当年常见的皮轱辘与四轱辘马车和高轮牛车以外，还有当年未曾见过的一辆又一辆大队属与公社属卡车，还有一辆崭新的既可以坐乘六人又可以拉五百公斤货物的日本进口的生活车，而大大小小的自行车，几乎全部取代了当年代步的毛驴。

　　大路两旁的十行白杨树呢？这些当年我和穆罕默德·阿麦德等人一起栽下的瘦骨伶仃的小树苗子，已经都变成了参天的巨人。说实话，当年看到树苗子那副可怜相，我颇怀疑过它们能不能活下去，现在呢，脖子仰酸了还看不全一棵树的树冠和树上的鸟雀喽！

　　然后是我们挖过土的综合水磨，这个水磨从六五年底开工，六六年秋天“文化革命”开始以后由于队里闹“夺权”停下来了，此后上上停停，变成了持久战与消耗战。光州上的技术员就请来了好几趟，每次都要杀鸡宰羊拉面焖饭伺候。直到七一年我去干校前夕才完成了第一期工程。报上发了消息，说是证明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妨碍生产，而且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促生产……现在的水磨，包括磨面、舂米、榨油、弹花的全套设施。虽然队里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有更加方便迅速的电动粮棉油加工设备，但水磨收费要便宜得多，所以这里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当在人群中发现了老相识，我也被人群发现以后，一连串握手、问候，让人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愈走近庄子，农村的变化就愈显着，我也就愈发惦记起穆罕默德·阿麦德来。

　　过去荒芜杂乱的伊犁河沿，现在多么繁荣了啊！房屋院落成行，医院、学校、供销门市部、农具仓、粮仓、马鹿饲养场……俱全，电灯电线，好一副热闹景象。只是不知道穆罕默德·阿麦德怎么样了。得知这里已经实行了联产计酬、专业承包，再一想起他那个“耳挖勺”似的小砍土镘和那副“软、懒、散”的样子，心想，一搞责任制他恐怕要饿饭、卖裤子吧？

　　他的院子还在老地方，但我也是在一个小孩子引导下才找到的。首先看到他的新院门，有一个小小的遮雨的门楼，门是两扇，漆上了酱色油漆，还有圆圆的一对铜门环，颇有点讲究。我刚一推门，就传来了看家狗的凶恶的吠声，一个穿着红背心、秃头、两臂肌肉发达、伏着身在一辆倒扣在地上的拉拉车上干活的庄稼汉回过了身，这，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叫了一声：“老王哥，是您吗？是您在这里吗，您还在吗？”

　　这就是穆罕默德·阿麦德吗？是他，是他啊！声音还是那样温和，拉着长调，然而他的形象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农”了，色彩鲜明的背心掩盖不住他的秃顶，满脸的皱纹，脸孔不像原来那么黑，而是黄多了，下巴似乎有一点下垂——他胖了，但腮部肌肉显得松弛，满脸的黑胡子茬儿，特别是眼睛，眼睛已经远远不像从前那样活动，那样洋溢着幻想、热情、调皮捣蛋而又时而灰心丧气的明明灭灭的神采了。倒是他两臂的肌肉，显然比原来健壮多了，整个腰板也显得粗实了些。

　　“这不就是我吗，我在呢。我这不是来了吗？”我用在北京已经变得生疏、一到这块土地上立刻又变得纯熟了的维吾尔语回答，“怎么样，你可好？身体健康？

他们在哪？ ”

　　他一一回答：“好好，好好，感谢真主，托党的福。爸爸已经过去三年了。妈妈还很硬朗。两个妹妹都出嫁了，大妹妹已经有了孩子。我是七三年结的婚，有两个儿子，妻子回南疆探亲去了……”他一面说，一面摘下挂在葡萄架上的硬盖帽子往头上戴。

　　“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我忍不住问。

　　“唉，老王哥。”他又摘下了帽子，让我看他的秃顶，“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

　　他的话仍然像从前那样好笑，然而他自己一点也不笑，一副一板正经的样子。

　　他的房子在原有基础上扩建了两间，这两间布置得非常漂亮，新花毡，单人铜骨床上整齐地叠放着新被褥和好几个大枕头，大枕头掖进去下两角而揪出上两角，斜靠着墙置放着，形状像个大元宝。条案上有一台名牌收音机，屋里还有缝纫机。

　　墙角上悬挂着的是他妻子的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年轻而又俊秀，辫子长长的，一双眼睛似乎像受了惊的黄羊。他规规矩矩地并起两腿，跪坐在毡子上，臀部压着自己的脚后跟，一副标准的敬客的姿势。他告诉我，他七三年经乌鲁木齐去了南疆喀什噶尔，为了节约住宿费，不敢耽搁，没能去找我。去到疏附县以后，由于他带的钱不多，娶不上太好的媳妇，最后别人给他领来了一个骨瘦如柴，脸上、脖子上、身上都长着白癜风的小丫头，他实在不想要，但一想到家庭的实际困难、周围的舆论，只好把这个丫头拿走了（维语讲到娶媳妇时用的这个词儿，可译成“取”，即娶，可译成“拿”，也可译成“买”，这里，这几个意思都是贴切的）……“她哪里有白癜风？漂亮得很呀！这不正是你的狄丽达尔吗？”我指着照片说。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狄丽达尔。”他巧妙地回答说（“狄丽达尔”可译作“心上人”），“那是后来，她的病好了。”他回答的时候脸红了一下，好像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见过了老太太和欢蹦乱跳的两个小子以后，来了许多人，“大半斤”、爆炒、伊犁大曲，同样的乡亲的心。席间，我问候他的生活情况，他的话很少，别人代答加以评议的却很多。人们抢着告诉我，穆罕默德·阿麦德这些年是彻底改邪归正了，像个庄稼人一样地劳动，一样地过日子，而过去的那些毛病，都改掉了。说这些时，他静静地听着，有时还笑一笑，表示他的首肯和并不避讳谈自己的变化。

　　当我问到实行联产计酬以后他挣得上钱挣不上时，独眼伊敏代答说：“老王哥，你放心吧！这儿一贯彻按劳取酬，穆罕默德一夜之间就换一把特大号砍土镘，这个贼娃子（犹汉语“这小子”）奸着呢！”

　　“那把小砍土镘呢？留下展览，作大锅饭的见证吧。”我说，大家都笑了，但穆罕默德·阿麦德没有笑。

　　后来话题集中到他的妻子阿娜尔古丽身上，伊敏说：“这件事穆罕默德·阿麦德办得实在胡涂！阿娜尔古丽从那个吃不饱肚子的南疆来到咱们伊犁，也长胖了也出息了俊了。穆罕默德·阿麦德花了不少钱请维医给她治疗，病也治好了，当真像一朵石榴花开了（阿娜尔古丽本意是石榴花），却把她放走了……穆罕默德·阿麦德兄弟，这次走的时候你给她带上了多少钱？”

　　“三百块。”他嗫嗫嚅嚅地回答。

　　“那就更不回来了。”伊敏叫道，“她一定拿这一笔钱给她弟弟办婚事去了！”

　　“算了，南疆现在也富啦。”玛依奴尔的丈夫，七队文书雅阔甫插嘴说。

　　“那就更不回来了，南疆富了，人家何必还往北疆跑！”伊敏的逻辑是颠扑不破的，不论怎么说，阿娜尔古丽不会回来了。

　　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神色确实有一点优伤，为了换一个话题，我建议他打开收音机，听听歌曲。

　　美妙的维吾尔歌曲在室内响起来了，他听着这些歌，却失去了当年对于歌舞的迷恋冲动，他的眼神是呆滞的。人们告辞以后，我们拧低了音量，彼此谈了很久，我决定，就在他家过夜了。

　　后来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希望你不要生气。”我说。他连忙摇头。“六九年你说要当特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果真想给外国……”

　　“没有的事！”他果断地一挥手，脸上显出了一丝笑意，“那时候我很寂寞。”

　　他解释说，沉吟了一下，“你知道我爱看电影，我看电影上那些特务的生活倒挺有意思，搂着美女，戴着黑眼镜，又开汽车又坐船……我就胡说起来了……唉，年轻，不懂事，傻瓜蛋呀！”

　　我不由得笑了。

　　“他们好厉害呀， 老王哥， 把我吓死了。”他回忆起那不快的事情，就这样“批评”了“多普卡”队。

　　“那那……你那身西服呢？你不是有一张穿西服的照片吗？”为了使他不再想那伤心的往事，我连忙胡乱凑了一个新问题。

　　“我哪里有西服。那是照相时和一位老师借的。老王哥，你说我穿西服好看吗？”

　　他的眼睛有点亮了，当年的穆罕默德·阿麦德似乎有点影子了。

　　“好看，好看！”

　　“……可惜，在阿娜尔古丽面前我也没穿过一次西服，只要是她回来，我一定做一身西服去。”

　　“……她不会不回来吧？”

　　“难说。”他摇摇头。

　　他告诉我，阿娜尔古丽嫁给他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是虚报了年龄才领到了结婚证的。初到他家，阿娜尔古丽想妈妈，想弟弟，想南疆，整天地哭。她是因为父亲死了，生活困难，她自己条件又不好，才跟了他到伊犁来的。开始时，他并不喜欢她，她哭得他可怜起她来了，就对她愈来愈好，给她做拉面，给她讲维汉两个民族的故事、笑话、寓言，“我还给她学电影里的‘特务’的样子，终于把她逗笑了。”

　　他说着，回忆着，欣慰地笑着，“这几年，农村富了，她也发育得丰满了，病也好了……”

　　“现在，我配不上她了。今年她才二十五岁，而我呢，已经是老头子了。”他指指自己的秃顶。

　　我算了算，他不过是三十九岁，我说：“你离老还远着呢！她要再不回来，你就去南疆找她去吧！”

　　他苦笑了，“那有什么意思，强拽过来的还能是狄丽达尔吗？？……她已经给我生了两个大儿子了，这家业也是她帮助我挣下的，即使她不回来，也算对得起我了……何况，我在这里的名声……不太好。”他满眼是泪。

　　我无言地看着墙角的照片，维吾尔人挂照片的这个位置可真艺术，不在某一面墙上，而是专门挂在两面墙形成的夹角上。难道她也和玛依奴尔一样，最后还是要把穆罕默德·阿麦德抛弃吗？不至于吧！不，不能啊……忽然，他的两眼发直，抬起臀部，直着腰大声说：“如果她明年再不回来，我就把孩子交给奶奶，卖掉我的奶牛、羊、毛驴、拉拉车和这个铜骨床，我要流浪去，在我们的母亲祖国，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流浪！”“伟大的祖国”几个字，他突然改用汉语说，他的两眼发出了邪而热的光，他站起来，用朗诵诗式的腔调喊道：“我要去北京、上海、哈尔滨、广州，还有香港……”

　　他拿下都塔尔，拨动两根琴弦，唱起来了：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云游四方，

　　我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

　　我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

　　我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我要越过高山和大江。

　　安拉会佑护我吗？能不能平安健康？

　　我愿能够归来，或许能回来，

　　回到这个生()我长我的地方，

　　回到我亲爱的故乡！

　　这个歌儿我也会唱，已经好久没有唱过也没有听人唱过了。看他现在唱得多么来劲、忧伤、邪性啊。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你还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你还是穆罕默德·阿麦德啊！